欢迎来到精华作文网！
【www.jinghuajt.com--写作基础】
内容摘要:左思的《咏史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开创了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力图构建一种自己所希企的价值观体系,这都要比前人单纯的用道德眼光来评述历史要深刻的多。从而使咏史诗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并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9/view-9342272.htm 关键词:左思 咏史诗 咏史 咏怀
咏史诗并非肇始于左思,其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生民》、《公刘》、《黄鸟》以及稍后的《离骚》、《天问》等作品。其正式确立的标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自此以后咏史诗才逐渐增多,在思想艺术上也渐趋于成熟。然而真正开拓了咏史诗的艺术领域,真正将咏史与咏怀水乳交融的结合起来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并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却是左思的八首《咏史诗》。其成就主要体现在:
首先,左思的咏史诗打破了以往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专咏一人,不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书写之,斯为千秋之绝唱。”[1]我们知道,咏史诗正式确立于班固的《咏史诗》,但是班固的这首诗歌情节简单、人物单一,被认为“质木无文”[2];到了曹植、王粲,他们仍然是沿袭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仅就历史而论历史,并无“个人”的加入。左思的咏史诗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非常多,但他不再铺叙古人古事,而是对历史有选择的加以采用,使之以成抒发个人胸臆的兴寄之物,从而开创了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对后人影响极大。试举一例:
三良诗
曹 植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
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
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
长夜何冥冥,一去不复还。
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3]
咏史诗(七)
左 思
主父宦不达,亲戚还相蔑。
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亦负郭。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英雄有屯�,由来自古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4]
曹植的《三良诗》取材于《诗经・秦风・黄鸟》,咏赞的是子车氏三兄弟为穆公殉葬的史事。整首诗可分为三层,开首两句是第一层,点出了作者的意旨――他认为三良殉葬是一种忠义的行为。中间八句为第二层,完整的录叙了三良为穆公殉葬的场景:三良登临穆公的墓穴,回想生时共享人间的荣华快乐,死时要共同分担忧愁,仰天长叹:“谁说捐躯容易呀,等到要牺牲自己时却发现真的太难!”诗歌最后结以黄鸟也为之悲鸣,慨叹这样的捐躯十分的可悲。纵观这首诗,诗人并未明显地在三良的行为中杂入自己的胸臆,诗人似乎只是以一个局外旁观者的身份在向人们陈述介绍评点这段历史,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与之相反的是,左思的《咏史诗》其七涉及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哲的事迹,诗人写他们贫困不遇时的困苦生活显然不是在向人们介绍这四位贤人。诗人在描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胸臆,在诗人看来,贤哲之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怀才而有“遇”。一个人纵使见识卓异,如果未“遇”,也只会永远处境艰难,有饿死填沟壑之忧。就如主父偃、朱买臣等四位贤人未“遇”时,连他们的亲人都蔑视他,自己的妻子也背叛他。虽然后来“遗烈光篇籍”了,但那是因为他们最后终于有了“遇”。诗人写主父偃、写朱买臣、写陈平等实际上都含有自己的影子――满腹才华,出身卑微,先都怀才而不遇处境艰难。然而像他们那样怀才有“遇”,终有成就的人自古又能有几人呢?诗人发出自己了的感慨:每个时代没有有才的人呢?然而像主父偃等这样怀才而后终有“遇”的寒门才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只能是有才而被埋没。这样的事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是自古就有的。诗人写自己被“遗之在草泽”的愤慨与不平,是咏史更是在伤今。
其次,左思在《咏史诗》中力图构建一种自己所希企的理想人格,这比前人单纯的用道德眼光来评述历史要深刻的多。班固的《咏史诗》从儒家孝道的角度来咏赞缇萦舍身救父的行为。曹植诗以“忠义我所安”开篇,王粲诗虽然开篇指出三良殉葬是“空尔为”,隐含诗人对穆公行为的责备。但这并不是诗人的主旨之所在,诗人的主旨是要称颂三良“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的勇气,认为正是三良为穆公殉葬的忠诚行为才使得他们“生为百夫雄,死亦壮士归规”,得以流芳百世。阮�r诗中写到“谁谓可此处,忠义不可忘”,亦为赞赏他们的忠义。他们三个的意思如出一辙,都是从君恩臣义的角度叙写三良为穆公殉葬是忠诚的表现。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大破马超,随从者莫不感奋,他们出于对曹操的感遇之恩,进而发出忠君效命、报恩捐躯的感慨就是十分的自然了。左思的《咏史诗》是针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发,但他并未停留于单纯从传统道德角度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作出批判,他在诗作中融入了对自身境遇的思考,在努力的探索魏晋时代的庶族文人究竟应该怎样自处。左思的《咏史诗》中涉及了十二位历史人物――冯唐、段干木、鲁仲连、扬雄、荆轲……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诗人所选用的这些人物形象,就会发现诗人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寒士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生侧陋之蓬户”(左芬《离思赋》)的卑微出身,而后或以自己的高洁人格,或以自己的卓异才华而“英明擅八区”(《咏史诗》其四)。这些寒士要么不慕功名富贵,自甘退居高隐,要么为人排难解纷,却不求回报,要么蔑视权贵,超越世俗。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实际上也蕴涵有诗人自己的追求。在《咏史诗》其二中,诗人写到“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段干木是战国魏人,是当时的贤者,隐居穷巷,不愿为官,魏文侯对他很尊重。后来秦国要兴兵围魏,司马唐谏说段干木是位贤人,魏国以礼待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不可以加兵,于是秦终不敢攻打魏。所以说他是“偃息藩魏君”(“偃息”为退隐高卧之意)。鲁仲连亦为战国时人,好�m傥之术,亦不肯为官。据史载秦使白起围赵,赵国正计划尊秦为帝,以求罢兵。当时鲁仲连正在赵国,说服了赵人放弃这个计划,使秦军后退五十里。在“舌辩”退秦之后,鲁仲连再三辞让平原君的高封厚赏,说世上所贵者是那些能为人排难解忧的不羁之士,为人排难解纷而有所取则和商贾之人没什么差别。段干木、鲁仲连这种不慕功名,功成不受赏,自甘退隐,粪土权贵的高尚品格正是诗人所一直追求的理想人格。所以诗人在最初的诗歌中流露最多的就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是“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然而时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垄断了官吏的选拔。中正品第人才,虽有德、才、家世三项,却以家世为先,战国时期那种“偃息”、“谈笑”退敌军的时代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还了,想要在如今这样的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环境下建功立业,才干退居次要的地位,以一定的大族势力作为依托则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诗人“生侧陋之蓬户”,一介寒士何谈建功立业?无功无业又何谈受爵?所以诗人“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人生理想最终只能走向破灭,但是诗人并未就此自暴自弃,向污浊的社会现实妥协,实际上在诗人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人格的底线,那就是无论功成与否,人格的独立与尊严都是士人的最根本的立身处世之道。诗人十分推崇荆柯。在《咏史诗》其六中,诗人并未选用我们所熟知的易水送别、与秦王搏击的场景,而是选取了荆轲与燕国狗屠以及会击筑的高渐离同饮于市、哀歌相和的故事,他的旁若无人、他的眄邈四海、他的蔑视权贵中都蕴涵有诗人自己的情怀,虽然他最后刺秦王并未成功,但是他的这种不谄媚权贵,视权贵为尘埃的精神是“与世亦殊伦”的,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这同时也是一个士人处世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左思在其《咏史诗》中托古人言志,借古事抒情,力图架构起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远远超越了前人。即使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这种“功成不受爵”的人格理想,他的这种不谄媚权贵的精神也是高出当代的。
左思《咏史诗》开创了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创成一体,垂式千秋”[5],对后人影响极大。然而正如中国历史在魏晋时并未孕育成熟一样,咏史诗发展至左思也并未完全达到浑圆“以唱叹写神理”的境界。
注释:
[1]《文心雕龙・明诗》,见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页。
[2]《诗品・序》,见《诗品注释》(梁)钟嵘著,向长清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3]《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
[4](《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5]陈祚明《采菽堂诗选》,转引自《魏晋南北朝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06页。
马素婷,河南省卫生学校语文教研室助理讲师。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3422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