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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观后感【1】
2016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大型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在杭州西湖震撼上演。
这次文艺演出的总导演是张艺谋。他对自己“G20新作”如此形容：美轮美奂，诗情画意。此次演出是一台大型的水上表演，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博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节目共有九曲，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它抒发了全人类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此外，我还了解到为什么这次大型文艺晚会演出要在杭州西湖水上举行，因为水寓意着同舟共济、源远流长。还了解到G20是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这次G20杭州峰会让我大开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最美的中国，最美的杭州。
g20杭州峰会观后感【2】
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顶层设计”的大会，G20成立以来，峰会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务虚逐步转向务实。
G20杭州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是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组成“4个I”。具体而言，会议将涉及四大议题：一是创新增长方式;二是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三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四是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贾晋京接受国际在线记者采访，就G20杭州峰会主题做了进一步解读。
贾晋京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持续深度调整期中，低增长、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有增无减。英国脱欧、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等，使今年以来的全球经济不容乐观，也使G20可持续增长目标受到挑战。贾晋京说，这些状况都跟全球经济低增长有关，这些问题继续使用扩大化的货币财政政策难以解决，所以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
“人如果生病了，该做手术就要做手术，不可能一味加大用药剂量就能把问题解决”，贾晋京对记者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全球经济问题治理。
贾晋京说，结构性改革相当于给世界经济“做手术”，“手术”的核心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解决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也是根本性解决问题。
怎么创新呢?贾晋京提到，就是通过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让数字经济链的商务得到充分发展，通过新的经济元素、智能制造等解决低增长的困境。
另外，今年G20杭州峰会已经把发展置于整个宏观框架的突出位置。今年G20峰会将制定出台强调发展的议题，并且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参与度提高，话语权也将得到体现。
另外主题当中还包括活力、联动。贾晋京介绍说，主题当中的“活力”更多的是强调完善金融治理这个方面。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着高频率动荡，需要加强经济金融治理的力度，这个是需要各国更多合作的一个领域。
“联动”则强调的是国际贸易方面，贸易是国际经济的微观方面。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价值链时代，在全球经济联动方面，出台的相关贸易便利化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将有利于经济往来，因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价值链来单独实现可持续增长。
贾晋京最后介绍说，当今世界各国都身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走出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中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因此，G20杭州峰会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十分重要，都将是机遇。
g20杭州峰会观后感【3】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描述或许是很多西方人对于杭州的第一印象。
就象每个人都有记忆一样,城市也有美好的记忆。杭州能有马可波罗笔下的繁华,并非一朝一夕。五千年前,杭州北郊的良渚先民已在莫角山四周筑城,专家锐呼堪称“中华第一城”;自秦设钱唐县,杭州建置已有2000多年;五代吴越、南宋先后定都于此,繁华延续至今。
2013年G20举办地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其最大特色就是悠久的历史。这个城市建于1703年,作为俄罗斯的“北方之都”,圣彼得堡就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杭州比圣彼得堡留下了更多的足迹。
斗转星移,今天,我们这座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不仅以其秀美的湖光山色闻名于世,更以其悠久的历史、璀灿的文化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礼仪之都”,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杭州和远在另一个大洲的安塔利亚是如此的相似,都有着令人着迷的旅游基因。安塔利亚是本届G20峰会举办地,被誉为土耳其旅游明珠,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颇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是土耳其2014年吸引外国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年均平均游客人数达1300万。
2014年,杭州全年国内旅游人数1.06亿人次,在全国60个样本城市中游客满意度排名由前一年的第8位上升至第2位。杭州市旅委主任李虹表示:“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杭州不仅是“东方休闲之都”,更是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
的确,流连于这座古城静谧的街巷中,老巷、旧居依然,故人、往事依稀。青藤沿着高墙爬满春花秋月,告诉我们一些人世间的事。后人还能从一条幽巷、半堵矮墙、几块山石、一脊青瓦中,嗅出当年市井的繁华和喧闹,看见岁月的变迁和叹息。
“我的家,就在天堂。”杭州大使周震家庭,就是这样骄傲地向世界诉说的。
杭州,不仅是一个有着悠悠历史、人文底蕴的天堂,更因河而兴、以湖为名、拥江而盛、傍溪而聚、面海而栖,是一个有着“西湖蓝”的天堂。
“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大面积的森林覆盖和绿化,使杭州赢得了“生态绿都”的美誉。近年来,杭州确立“环境立市”战略,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工程,推进生态市建设,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等等称号花落杭州……这里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绿色低碳、宜居舒适、道法自然、幸福和谐,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是美丽中国的先行区。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就说:“我们正在创造一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让杭州更加美丽宜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伯乃亦为杭州点赞,杭州生态环境很不错,还有西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会吸引国际的注意力。
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天赐的自然山水相融合,得天独厚的风景旅游资源、自然赋予的独特环境和几千年人类文化积淀。这就是杭州,既可以赏西湖秀美,品运河沧桑,访天目清幽,叹钱潮汹涌,吟西溪梵隐,又可观水乡古朴,探瑶琳奇幻……一城之内尽情领略。
国富论读后感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由于当前我主要涉足的领域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所以对《国富论》中与此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拜读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选择的精读，第三篇是概要地阅读，第四篇和第五篇仅作大致浏览，尽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为详尽和精彩的论述，然而限于时间和篇幅，在此一一略过。上面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意见，希望老师和学者能够点出其中理解偏颇和谬误之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本经济学的典范巨著。
读《国富论》有感
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9.赋税四原则：1公平2稳定3征收便利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国富论读后感
人总是有种惰性，能躺着决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读书也是这样，能看视频的懒得看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国演义》不看《三国志》，而愿意听易中天来说三国，易中天还算一个不错的学者，但于丹亵渎了《论语》还不够，还要去玷污《庄子》，实在是让我想抓狂。这可能都是因为现代人的惰性吧，宁愿吃别人嚼过吐出来的东西，而不愿意自己去亲自品尝吧。
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爱读书，但总是只看一些畅销书，对于一些经典，总是躲开绕开，其实我自己也经常这样，以为自己看了不少书，但有重量的，够分量的实在有限。即使看了，但总是乱乱的收获不大。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种了，夏天施肥了，惊叹着秋天灿烂的麦浪，而忘了去收割。虽说以前也写过一些书评，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没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这种习惯必须改掉，得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那就从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开始吧。
今晚(09年3月13日)，终于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几页时，还隐隐然依依不舍。这本书我看了挺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快两个月了，看的挺细，一想到斯密几乎花了30年时间的积累，整整写了8年，我这么快就看完，实在过于仓促。真所谓，“看书难，写书更难”。这本书值得我，值得每一个经济学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来时的路。
我看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版本了，商务印书馆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总计约60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岭书市时买的，好像是花了5元钱吧，实在是太值了;下册是从图书馆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没能找到英文版，但从中文版看来，可以说全书字字珠玑，实在达到了“字不得减”的境界，这可能与译者也有关吧，这本书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译过了，65年又加以修订，所以非常好，郭王两人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辈，现在厦门大学的WISE指的就是“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此乃题外话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译者在序言中说，他实在是太惊叹斯密的文笔了，所以我的好好学学，说不定还是我英文写作的典范。
也许本就是怀着崇敬的心态去看的，也许如钱钟书说的信而好古，“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后来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宪章》中这样的一段话才觉得道出实情，我们在看古人的作品时，总是感到“英雄所见略同”，其实使这些略同的观念早就从古人以来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这本书也让我不断的惊叹，难怪连一向在经济学界以个性著称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坟前喃喃自语，我们一直没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畴，却时不时的走错方向。
在阅读时，我脑海中不断翻腾的经济学概念几乎一一的都能从这找到出处，虽没有后人的修饰，精确，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但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来源，也许压根就没有来源，“真理具有朴素性，一旦说出来，人人似乎觉得无需证明”。斯密将西方几千年的经济学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劳还是无人能及的，如同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所谓集大成者就是这样。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能到英国去，能到斯密的坟前拜祭一番，表达我无比的敬意。
这本书分为序论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讲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货币的起源及效用，商品价格的组成，劳动工资，资本利润等这基本囊括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际，农业占国民财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论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大派可能就是这里的一章节，比如杨小凯[2]的超边际分析学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论分工”的细化研究，杨小凯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市场越大，分工越细。市场的本质在于交换，用后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术语来说，就是交换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达到互利。(说到这，我要感谢一些李嘉图，感谢一下曼昆，就是因为这个“比较优势”的感念，才让我彻底决定转向经济学，因为它解决了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比较优势”，我就找到了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武器了，此乃后话，以后详述)。
看完这章，我联系中国的情况，产生一个想法：60年代初大饥荒，所谓的自然灾害，之所以为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其实最大的祸首就是对于市场的破坏，对市场的割裂，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我还需要数据来验证，这就留待研究生时再研究吧。但这话题可能有点敏感，有点危险。关于市场的割裂，其实在明朝也是非常严重的，明初，朱元璋称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样的农民来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驻兵，他想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招数——各地驻军的供养由附近的人民供养。这表面上看来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失去了牵制驻军的力量，所以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苦难，更严重的是阻碍的市场的发展，使中国从此进入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据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科技史》的数据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图画的那个时代，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人均产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没能超越的。民间传说，朱元璋仇视商人，杀了鼎力资助过他的沈万三。有点研究，但我坚信，市场的扩大会促进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地租这一块，由于大陆受马克思的毒害实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构建地租学说，特别是中国现在已开始恢复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不然将来意识形态将会是一个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这一篇讨论了资本，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后来的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继承他的分类方法。对资本不是我感兴趣的，其中我尤其对于“利息”感兴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对这样
下册明天就要完了，先写完下册吧：
下册比上册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侧重于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或者说公共经济学的，其中系统的讨论了政府的各种职能，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脑中的“重商主义”的观点。“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白银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所以国家应该尽量的积累黄金白银，这样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鼓励出口，压制进口。
这一点，不知道何时也不知不觉的成为渗透中国人血液的观点。也许源头可以从历史书上找到，近代史上我们会看到“出超”“入超”这样两个概念，无论是历史书，还是老师似乎都隐隐约约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一个观点：“出超比入超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会这么的热衷于“创汇”，以至于现在都有不知道该怎么花的钱。这是好吗?一点都不好，隐患无穷，我真担心中国会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大概花两年时间就能走出危机，而我们中国也许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时悲观的认为，中国走不出去。当然也许是我自己情绪低落时的悲观判断吧，因为一个人都世界的判断往往不是在于这个世界客观是怎样，而是在于这个人对自己的信心。因为我忽略了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忍耐力，不可思议的惰性，经济学上可以称为粘性。
今年是个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论，说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当然我写的东西，看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还会有谁，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兰晓龙说的“我从来就在和自己玩”。还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论殖民地”尤其精彩，说说当时的背景吧，作者写到这时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候，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以为，北美的那帮人肯定是数典忘祖，居然干预反叛自己的国家。但斯密居然能够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个新新政府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趋势，对这个政府更多的是持宽容的态度，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时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和《独立宣言》的发表无疑也是一个巧合，更巧合的是，《国富论》几乎是这个新兴国家的治国纲领，更准确的说是后面《美国宪法》形成的思想基础。从而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可谓人类伟大的杰作。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司法”和“教育”的论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应该想商店一样引入竞争机制，而不能以地域来进行垄断。这样如果各法庭就会迫于生存压力而会做出相对公正的判断，如同我们的宋朝时“包青天”那样，就因为大家觉得包拯的断案具有相对的公正。这对中国当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参考性，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的人民有冤无处诉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要“上访”的缘故，人民已经很没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什么“躲猫猫”，唯有叹息。
关于教育，我实在也有太多的想说的，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们居然能够想出教育产业化来，实在是用卑鄙下流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我们的教育支出从来就没有超过国家岁入的3%，2007年占2.09798%，2008年占2.607%，教育法都规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台湾达到9%——12%，可见我们口口声声喊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政府实在是太......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来的入学率3%提高到20%，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近30年来，我们的大学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不断的减少，我们不过是将原来的“中专”提升为“大专”，将“学院”变为“大学”，高中以上的学校数量反而可能没有增加。这就如同说在鱼缸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断的往鱼缸放入更多的鱼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动不动就是好几万人，比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可能还有多，一个国家大了可能不是坏事，但一个学校大了，绝对不是好事。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详加论述吧，这里面牵涉到独立办学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中国的大学是不能走上独立的，也就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问题日后必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真的富强了吗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3月26日，德国执政党之一的基民盟要员提出议案，要求取消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引发了德国政界和媒体的大讨论。 据德国《明镜》周刊27日报道，基民盟财政问题专家斯戴凡·康培德26日在议会中提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而且正站在世界强国的门槛上，不该继续被当做发展中国家来对待。而且，中国的商品仿冒问题严重伤害到德国企业的利益。因此，德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援助应取消。康培德还说，中国更应当成为G8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的成员。本届政府任期内应该取消对中国发展的援助。这已不是德国第一次出现这种声音了。2月中旬，德国自民党议员柯尼希豪斯也建议政府“效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并得到其党内一些人士呼应。他认为，中国已根本不需要德国的发展援助。德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我们知道前些日子日本已取消了对华贷款援助，据说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富强了。英国《经济学家的》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纽约时报》一篇题为《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这样写道：“到2040年，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类科学会议上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国内音乐排行榜上的中文歌曲也比比皆是”。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这一系列新闻和数据着实让落后近百年的中国人感到兴奋和骄傲，我们扬眉吐气，我们会自毫说，中国龙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飞舞起来了。
可是中国真的富强了吗，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吧：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里，中国仅占7%。说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没有人们想像的大。美国去年对德国和日本的出口额达到857亿美元，相当于对中国和印度出口额（409亿美元）的两倍多。美国企业在德国和日本的销售额相当于在中国和印度销售的6倍多。美、日、德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力。中国人均财富是9387美元，不到美国的2%。2005年中国人均GDP为1740美元，而日本15年前就已达到29600美元。还有，2001年人均公共教育费的相对差距，挪威、美国和瑞典是我国的50多倍；2002年人均公共卫生费的差距，高收入国家是我国的81倍。
不错,近些年，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一些前所未有的成绩，确实也令我们这些中国感到振奋，不过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中国的整体水平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国家的富强是综合国力的富强，是相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个人而言的，而从国际角度去看，我们在人口与健康、学习与工作、休闲与福利三个领域内的84个指标来看，我国除了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电话普及率、电视普及率和每千人医生数量等6个指标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多数指标与中等收国家水平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的经济确实发展了，而且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可是发展是双刃剑，作为一名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我看到了国内许多让人担忧的事情和现象。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苦果之一，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新华网）；中国沙化土地每年吞掉一个大县（河南日报）；水污染问题严重：中国3亿多人饮水不合卫生标准（华声报）；沙尘暴肆虐；还有森林锐减导致的生态危机（人民日报）等等。可是我们的地方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某些官员为了自已牟取利益竟置国家法律不顾,放任环境污染。生态环保部门对整个社会可以说为之做了巨大的无用功。比如北京日报文章《投入600多亿元资金淮河水质却回到"原点"》，题目中的水质回到原点这个"原点"是什么呢？是水质又会到了污染的最高峰！根据《武汉晚报》报道：环境污染使我国年损失2830亿。年损失２８３０亿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这其中还不包括环境破坏带来的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目前依然处于一个高发期。表现出四个新特点：一是腐败现象随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扩散而蔓延。腐败不仅表现在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向公职人员行贿的普通公民身上；不仅表现在国内交往中，也表现在国际交往中；不仅表现在国家机关和公共领域，也表现在公司企业学校和私营机构中。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二是体制制度的改革和转换是造成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大都与改革措施设计中不注意与防治腐败措施相结合所带来的。三是反腐败的体制制度不十分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中党内文件比较多，国家立法偏少。四是在新兴领域，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对外投资以及社会保障、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明显落后，是导致我国的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腐改问题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消灭腐败，国家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是再富强的国家，也会让腐改拖向灭亡，中国历史不乏这方面的例子。
我们随便到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城镇，会发现有许多新盖和正在施工建高的高楼大厦......，这是中华大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农村也一样，老百姓（农村）有钱就盖屋，旧的翻盖新的（即使还可以住）。在中国这是自然的事情，有外国朋友说，每次来中国发现中国变化特别大，可是感觉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或者说是中华大地一片生机。某些好大喜功的地方领导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就冒然动工，然后被中央叫停，导致大量的被占的土地闲置，不能耕种。如，类似违规上马被勒令叫停的"铁本事件"，该项目设计生产能力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之巨，可想而知该项目会导致多大的浪费。还比如各地以建设开发区为名，导致的在建设方面做的大量无用功（央视的焦点访谈做过多次的相关报道）。都浪费了过多的人力财力。更危险的是，那些烂尾楼，豆腐渣工程，给社会留下的更多的是隐患。我们盖的楼房如此之多，可是房价却高得让一个普通老百姓吐血，到现在，在一个城市里，一个普通工人一辈子的血汗钱，却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难道这是我们富强的表现吗。
中国证券市场的脉络不畅，导致大量资金集结银行于房地产业，而需要融资的大量民营资本却面临融资困难。以至出现大量民营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由于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导致，中国证券市场成了吞噬资金的资金黑洞，整个社会没能出现美国社会那样因为投资股市而成为富翁的示范效应，整个社会投资中国股市的几乎全部成了亏钱效应，而妄图通过股市实现整个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基本被堵住了。10多万亿的银行存款无法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竟然成了笼中虎，这也许是我们的悲哀。
教育体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我们都知道，日本从一片废墟中的崛起，就是从教育开始的，而我国的教育体制却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质疑，比如教育的产业化以及教育的高收费，和中小学的负担过重问题。虽然整个社会都在致力解决以上的种种问题，但效果甚微。笔者认为教育的问题要得以解决，首先要找到问题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大学招生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用人机制。现在学校整天喊着素质教育，但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做到这些了呢，其实，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分数仍然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决定一个人前途的唯一尺度，而做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因素——思想、道德、责任、信仰却被现代人教育的无情的忽视了，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唯利是图的群体，为了某些益，他们可以杀人越货，坑蒙拐骗，不择手段……可以这样说，教育所产生的苦果最终也要被我们所吞吃。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用人机制已经脱离了用人唯才的用人原则，现在的用人机制是唯文凭是举，假文凭大行其道就是佐证。做模特需要大学文凭，科级以上干部要拿到硕士研究生的毕业文凭（东北某市），等等此类不合理的用人机制，无形中加大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在浪费了大量人力和才力，甚至学了一些几乎一生都用不上的东西的时候，这是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用处的。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大了社会对教育的负担，学生对课程的负担。社会和家庭负担着过重教育费用。贫困家庭一生的积蓄竟然供不起自己孩子上学。而现实是学生所学的知识还面临着被日新月异科学发展的更新换代，我们浪费的那多时间，投入那么多资金，却学到是无用、陈旧的知识，繁多无用的诸多考试，比如职称考试，比如英语的应试教育，有网友已经写了许多相当精辟的文章，如：《英语已成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误尽苍生是英语》...... 现在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工作，初中生高中生就可以胜任，而且完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断发展不断充电才是适应社会变幻的最好的教育方式。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的许振超，只有一个初中文凭，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桥吊专家。而许多高学历者并不一定代表其高能力，比如中国的证券业，曾经高薪聘用了高学历的海归人士，但一样把中国股市搞的一团糟，几乎将全社会套牢！这难道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城市居民尚且如此，比城市人口收入差得多的农民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贫富严重分化，阻碍了社会的平稳发展，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阐述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国家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贫富分化，应通过调节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来化解风险。
从国际形势来观察，东部，日本与我国关系交恶，钓鱼岛主权所属之争，春晓油田开采权分歧，美日联合军事同盟对中国虎视耽耽，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南部，台湾执政党向台独方向游走，一再逼近中国所承诺的底线，战争阴云也好象指日可待。南沙群岛与诸国的争议并未完全解决；西部，美国又与印度加强合作，对中国呈现遏制之势。海外，中国出口产品一再受到打压和抵制，华人的地位虽有些上升，但并未实际改变。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们只有在变化中以求不变，在不稳中以求稳定，当然，这都需要理智地对待变化中的一切事物。
以上也许是社会发展带来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不能理性冷静地对待它，我们前时的步伐终前停止，发展就无从谈起。现在在新闻媒体中总能听能二种声音，一种说是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弱小的大国而已，中国的势力比人们看到或听到的都要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主要是国内脆弱的市场，和有利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环境。在其他方面理智的国家并不把中国当做强国，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他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在中国出现，中国很难解决。（搜狗十点：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另一种声音有如文章开头所讲，过高的评价中国实力，让我们兴奋不已。对于前者，我想我们应该自信，不必为他们那些高傲和藐视的态度而生气，反而要庆幸他们给我们指出了不足，看出了我们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对于后者的评价，我们必须做到自知和冷静，不可盲目兴奋。其实在一些“热捧”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危害很大。他们认为，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必须负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唯恐我国强大，有意给中国人民制造烟雾弹，迷惑我们，使我们夜郎自大，不能理性认识问题，从而阻碍我国的发展道路。
古人说过，没有近虑必有远忧。现在没有忧患意识，将来必遭忧患，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做到自知和自信。国际上，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作；在国内问题上，重视广大人民的呼声，谋求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的富强之国。
李彦宏的故事是一个“乖孩子”的完美版本。年少时，他着迷过戏曲，曾被山西阳泉晋剧团录取。但中学时代，李彦宏回归“主业”，全身心投入学习中。之后，他顺利考入北大，学的是图书情报学。因为专业枯燥、乏味，李彦宏渐渐走上了备考出国的道路。
1991年，李彦宏留学美国，改读计算机专业，不仅编程零起步，还需补习英语，加上白天需上课，经常忙碌到凌晨两点。
“我出国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换专业，刚到美国学计算机，很多功课一开始都跟不上。有时和教授面谈时，由于较心急，谈一些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领域，结果那些教授就觉得我不行。”李彦宏说。
“他问：中国有计算机吗？我当时觉得很受伤，因为我自己问题回答的不好，导致美国的教授都开始怀疑中国有没有计算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有一天一定要在计算机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件事情后来逐渐变成了李彦宏的理想——用自己的技术去改变世界，激励他每过一天都逐步地接近理想。
在学校待了一年后，李彦宏顺利进入日本松下实习。1994年，25岁的李彦宏收到华尔街一家公司——道·琼斯子公司的聘书。“这家公司老板也是个技术专家，他对我的研究非常赏识。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士为知己者死，于是我决心离开学校，接受这家公司高级顾问的职位。”
这一入华尔街，就是三年。李彦宏每天都跟实时更新的金融新闻打交道，先后担任了道·琼斯子公司高级顾问、《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实时金融信息系统设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