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故事

【www.jinghuajt.com--历史典故】

　　红色经典故事

　　毛委员送棉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赵一曼的故事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水缸的秘密

　　瑞金沙洲坝的杨大娘是红军家属。大儿子参加红军以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里里外外什么事都要她自己操心。

　　1933年7月的一个傍晚，杨大娘浇完菜园，回家准备挑水做饭。她刚拿起扁担，却发现水缸里的水满满的。大娘奇怪了：前天水缸满，昨天水缸满，今天水缸又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小儿子：“小发仔，下午你挑水了吗?”

　　11岁的小发仔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我没挑。”

　　杨大娘越想越觉得奇怪，就跑到田头问代耕队长：“我屋里那口水缸，天天都满满的。是你派人给我家挑水了吧?”

　　“没有啊，”代耕队长也感到奇怪，将信将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

　　正说着，上屋的二婶也提着菜蓝子走过来搭话：“是啊，我屋里的水缸也是干了又会满，满得都快要溢出来 了，不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代耕队长把斗笠往头上一扣，笑笑说：“毛主席主张调查研究，你们该去调查调查呀!”

　　杨大娘和二婶觉得这话有理，俩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杨大娘擦桌子、洗衣服，不到下午，满满一缸水就用完了。她故意不去挑，也不下地干活，早早拿起一双鞋底，坐在门口，和二婶你一针我一线地纳起鞋底来。她俩鞋线扯得嗦嗦响，纳好鞋底又上鞋帮，四只耳朵听动静，两双眼睛观八方，边做针线活，边搞起“调查”来。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半点儿动静，她俩心里纳闷极了。

　　太阳离西山只有两竿高的时候，杨大娘忽然听见屋里的后门响了，接着又听到水桶铁钩碰撞的声音。她俩惊喜地互相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这回捉到了!”说着站起身就往屋里跑。

　　杨大娘刚进门，差点跟一个挑着水桶的人撞个满怀。她抬头一看，见这人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红军制服，正冲着她和二婶笑。望着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她觉得很面熟，但是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二婶一下就认出来了：“呀，这不是毛主席吗!”

　　二婶拉着毛主席坐下，杨大娘赶忙端上一碗茶，说：“毛主席，你来沙洲坝不久，可处处爱护体贴老百姓，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呀!”

　　毛主席喝着茶，和两位红军家属聊起家常来，问她们：生活有没有困难?代耕队耕的田满意不满意?房子漏雨不漏雨?小孩子在列宁小学的功课好不好?一直谈到天擦黑，毛主席又要去挑水，非要把水缸挑满不可。杨大娘拗不过，只好答应了。

　　毛主席为杨大娘和二婶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活在人世间的革命烈士

　　每年清明节这一天，人们在山东省解放战争革命烈士陵园里会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穿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制服来悼念牺牲的战友，他热泪盈汪嘴里不停的说：“战友们，我还活着，我来看你们了,你们都听到了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老人是谁?他为什么身穿解放战争年代我军制服来悼念牺牲的战友?”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说：“那位老人叫韩成山，他是一位活在人世间的革命烈士。”人们感到很惊讶：“怎么还有活着的革命烈士?”这一切还得从1947年说起。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对我解放区实行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马上改变其原有进攻战术，这就是随后的“重点进攻”。“重点进攻”是指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对我主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此举迫使我军要么败退黄河、要么与国民党进行决战，但这两者不管哪一者成为现实对国民党来说都是重大胜利，而对我军来说却是重大失败。国民党的这次“重点进攻”的主攻目标是我解放区中的两个重要解放区--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而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国民党更是押下了赌注，他们集中了3个兵团(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45万人的兵力，这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军队5大主力中的3个主力(整编74师、整编11师、新编第5军)。而我军则是刚刚由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总兵力只有27万人，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军果断实行战略撤退主动让出一些地方让国民党占领，而我军主力却毫发未损的大踏步后撤，留下的地方部队负责牵制和骚扰敌军。

　　韩成山当年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排长，他的这个排是加强排，武器装备略好战斗力较强，这是一个专打硬仗恶仗的排，上级部门暂时不让他们参加战斗是等到关键时候在用他们。随着战争形势日益严峻，韩成山明显感觉到了他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比以往战斗更加激烈残酷的战斗。几天后，连长找到韩成山给他们下达任务：你们排在秋风岭阻击国民党部队，至少要坚持3天，以掩护我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撤离。韩成山表示“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加强火力配置，韩成山跟连长大批子弹和手榴弹，而连长也特批给他们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一门迫击炮。在一切准备就绪后，韩成山率领所在排共32人立刻赶往秋风岭。

　　秋风岭名为岭，其实只是一个被树草丛包围的山头，从山上望去可以看见一条公路深向远方。但是，如果控制了秋风岭，即可掩护我军和群众撤离又可阻击国民党军队延缓他们的进军步伐。秋风岭的地形为坡陡石头多守方居高临下占有地形上的优势。韩成山在仔细观察了地形后做了详细的火力配置和部署，他还命令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地方用以及时补充体能上的巨大消耗。这一夜，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好好睡了一觉，他们很清楚未来3天的战斗将是极为激烈残酷的。

　　第二天刚亮，有战士报告：发现敌情!韩成山通过望远镜发现国民党士兵犹如蚂蚁般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他命令战士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敌人显然发现了他们，国民党炮兵用炮火向秋风岭猛烈轰击了20分钟，但由于地形的很好掩护，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无一伤亡。敌人开始进攻了，他们首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但遭到韩成山和战友们的迎头痛击，韩成山更是亲自操纵一挺“捷克式”向敌群猛烈射击，那门迫击炮更是大显神威每发炮弹均在敌群中爆炸，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敌人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在第二次进攻前他们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我阻击部队阵地，随即又使用了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秋风岭的树草丛基本被烧毁，山石也被烧得破裂了。敌人的密集冲锋又开始了，但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再次顽强的把敌人打了回去，激战至天黑，国民党军队发起的数次进攻均被我阻击部队成功击退。敌人仍不甘心，又搞起了夜间偷袭，但我军早有防备，一痛机枪扫射就将他们赶了回去。利用战斗间隙，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赶紧喝水吃饭，以应对以后的战斗。敌人虽然感觉低估了我军阻击部队的战斗力，但他们却错误的认为我军主力部队也在这里，因此他们叫空军在第二天出击协助地面部队消灭我军主力。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秋风岭的上空突然出现国民党飞机，它们对着秋风岭猛烈扫射轰炸，我阻击部队首次出现了人员伤亡韩成山将重伤员掩蔽好，轻伤员继续战斗。敌人以人海战术踏着自己死亡同伴的尸体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为了节省弹药，韩成山命令等敌人靠近了在打。敌人密密麻麻的怪叫着刚冲过来，我阻击部队轻重武器同时发出怒吼，但敌人显然不顾及惨重的人员伤亡，他们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人海波浪攻势，关键时刻，那门迫击炮再次大显神威，一顿猛轰把敌人炸得肢离破碎，在惨重的伤亡面前敌人不得不再次败退下去。但我阻击部队也付出了损失，此时能战斗的只有18人，而那门迫击炮只剩下5发炮弹了，韩成山命令关键时刻在用迫击炮，集中使用枪支射击。天黑战斗结束后韩成山清点了一下能够战斗的人数只有15人了。过于激烈的战斗使得子弹和手榴弹消耗极大，由于不能得到补充，韩成山让战士趁夜黑掩护从阵地前死亡的国民党兵尸体上捡了大量子弹和手榴弹以充实自己严重短缺的弹药。由于敌人的不断炮轰，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未能好好休息，因为敌人不让他们休息了。第三天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天还未亮敌人又开始了猛烈炮击和空中轰炸，持续了很长时间。轰炸压制刚一结束，敌人又发起了冲锋，他们判断出了我阻击部队人少，于是发起的进攻更为疯狂。为了大量杀伤敌人，韩成山将多余子弹全部给了3挺轻重机枪，而步枪子弹却所剩无几了，还好有一些手榴弹帮了大忙，由于我阻击部队的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又被击退了，在阵地前，国民党军遗留的尸体已达300多具!但我阻击部队也只剩下了8人了。晚上，韩成山集中最后8人召开了最后一次排会议，他激励战友：“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把包括自己在内的8人重要证件一并烧毁，随时准备牺牲。第四天早上，敌人在进攻前却先用扩音喇叭向我军喊话,要求我军赶快投降，韩成山调整好位置后成功用迫击炮一个点射将喇叭炸坏。敌人恼羞成怒，炮弹和炸弹再次落在了秋风岭上，此时的秋分岭早就不是什么山头了，而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棺材沟”。虽然不断有敌人倒在重机枪枪口下，但敌人仍不顾巨大伤亡而采用人海战术发起波浪式进攻。突然，重机枪停止了怒吼，重机枪手大喊一声：“排长，没子弹了!”正在冲锋的敌人见我重机枪突然停止射击，领头的敌军官对众人说：“弟兄们，共军没子弹了，冲上去给我抓活的”。敌人怪叫般的冲了过来，危急之下，韩成山急令将那门迫击炮的最后4发炮弹全部打出去!“轰轰……”，几声炮响过后，把敌人炸的血肉横飞，敌人误以为我阻击部队耍了什么花招要引诱他们上钩便匆忙退下去了。

　　按理说，坚持到了第四天，韩成山和他的战友们已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可以撤退了。但是由于他们的顽强阻击已将大部敌人牢牢吸引在这里，敌人早把秋风岭围的水泄不通，韩成山他们已没有退路了!他们的身后就是悬崖深渊!韩成山再次清点了人数--他们只有5人了(包括一名重伤员)，而他们现在已没有子弹了，只有几枚手榴弹，韩成山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全体跳悬崖，誓死不当俘虏!他用手榴弹炸毁了所有轻重机枪和那门迫击炮，其他人砸毁了剩余的枪支。敌人已冲进了阵地，他们迅速散开将韩成山等5人包围并让他们投降。韩成山等人看着他们，突然其中3人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后转身跳进悬崖。敌人被我军的这一突然壮举惊呆了!他们瞅着韩成山和那名重伤员，此时韩成山用力抱起那名重伤员蔑视着敌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后毅然转身跳进了悬崖……。

　　已经安全撤离的我军民闻此消息无不悲痛欲决，上级部门召开了追悼会，沉痛悼念牺牲的韩成山和他的31名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山东省专门修建了解放战争烈士陵园，碑文上赫然刻着“已经牺牲的”韩成山等32名烈士的名字。

　　但是，韩成山并没有牺牲。他抱着重伤员跳下悬崖后瞬间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已挂在了一棵树上，而他的几名战友却不知去向。钢铁般的韩成山终于忍受不了巨痛发出了痛苦的叫声。这叫声惊动了正在附近采摘山药的一对父女,父女俩人立即赶到了韩成山发出声音的地方，发现被挂在树上的韩成山距离地面有一段距离，韩成山此时的伤势容不得再耽搁了。老父亲赶紧让女儿喊来了众乡亲，大家伙想尽办法终于把昏迷不醒的韩成山给救了下来，几个小伙子马上把韩成山抬进了那位老父亲家里的炕上，此时的韩成山由于失血过多加之长时间缺水和食物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老父亲赶紧让女儿拿出了家里专治失血和摔伤的百年老药将其熬成汤后，一部分给韩成山喝了下去，另一部分则放入一种特殊树叶将俩者搅合成泥状后用手拍成圆饼状然后轻轻放在韩成山的伤口处，经过众乡亲们的精心照顾，昏迷了3天的韩成山终于慢慢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想问问这是在哪里?谁知刚挪动身子，一股剧痛又让他昏了过去。一直到天黑他才又苏醒过来，老父亲看到醒来的韩成山后笑着说：“孩子，你终于醒了!别担心，有乡亲们的保护，ˉ反动派’是抓不到你的”。由于韩成山的身体极度虚弱，老父亲便让自己的女儿负责精心照顾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好好照料后，韩成山终于能下地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很快的韩成山能干活了，他帮着这对父女劈柴搬重物，深得父女俩的喜爱，不久，韩成山跟老父亲的女儿结婚了!虽然小日子过的很好，但韩成山心里始终放不下回部队的事。老父亲早就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孩子，你放心去找部队吧，这里你不用担心的。部队能有你这样的好战士,反动派肯定被消灭!”新婚妻子也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并跟他说“你去消灭反动派!我等你回来”。收拾好背包后，韩成山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父亲、新婚妻子和乡亲们，去寻找部队了。

　　但是，由于战事过于紧张激烈，我军不断转移，使韩成山寻找部队的努力未能成功。无奈之下，韩成山只好回到救他养他的父老乡亲那里跟他们继续生活。不久，韩成山所居住的地区获得解放，当地成立了人民政府。没多长时间，韩成山和众乡亲们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特大喜讯，他和乡亲们欢呼雀跃表示庆贺。韩成山仍放不下他的心事，他找到了当地解放军询问自己部队的事，但由于部队番号改动很大，韩成山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找到当地人民政府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恢复党籍和军籍，但韩成山的相关证件大部分已在战争中遗失，导致这件事被向后拖延了。结果，这一拖延就是3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经过韩成山的不懈努力，他的问题再次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地党政军有关部门经过详细调查后一致认为韩成山所反映的问题全部属实，应该恢复他的党籍和军籍。很快，有关部门做出决定：立即恢复韩成山同志的党籍和军籍。韩成山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十分圆满的解决，韩成山成为一名仍活在人世间的“革命烈士”。

　　为了表达对牺牲战友的的无限怀念，每年清明节和秋风岭阻击战的这一天，韩成山都会身穿当年我军服装来到解放战争烈士陵园，深刻悼念牺牲的战友。

　　长征故事：高台血战的慷慨悲歌

　　走进河西走廊，追寻西路军的英雄足迹，记者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今天，秋风轻抚的高台革命烈士陵园里，一派寂静。

　　70年前，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3800多名官兵攻克河西走廊重镇高台，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不仅穿上了棉衣，还为驻守临泽的红军筹措了5000套新衣。

　　然而，1937年1月，敌人集中数万多兵力向驻守高台的红军发起疯狂进攻。红军指战员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战。城里老百姓搬出家里所有能装沙土的箱柜、麻袋，帮红军垒筑防御工事。面对波涛般涌上来的敌人，弹药几乎耗尽的红军用石头砸，拿起大刀、木棒与敌人拼杀。就在敌军久攻不下准备撤退时，收编的民团里出了叛徒，敌军得知红军已无弹药，又集中力量疯狂反扑。红五军与敌人展开巷战，经8天7夜血战，终因敌众我寡，红五军3000多名将士捐躯，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壮烈牺牲。

　　秋风萧瑟，白杨参天。肃穆的烈士陵园里，董振堂纪念亭的一副楹联令记者怦然心动：“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董振堂1931年领导“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身经百战。血洒丝绸古道时，年仅42岁。

　　置身高台革命烈士陵园，记者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河西走廊有一种特殊的杨树，折断枯枝截面上会出现褐色五角星。当地群众说，那是牺牲的红军将士化作的一颗颗红星。是啊，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一个信念，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在河西大地上书写出长征史上的悲壮一页，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千古悲歌。今天，那段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英雄史诗的主角，却越发鲜活地活在人们心间。

　　与董振堂纪念亭遥遥相对的，是杨克明纪念亭。在这里，纪念馆工作人员含泪向记者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杨克明烈士原名陶树臣，1931年化名杨克明，在川东组织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红军长征到达川东后，他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军，随后参加了长征。高台血战后，杨克明的妻子魏俊淑一直坚信爱人还活着，守候着丈夫惟一一张照片和离家前用过的红木书箱，苦苦企盼丈夫归来。直到1983年，组织上把烈士证书送到家里，魏俊淑才知道自己苦苦等待了近50年的亲人已经牺牲。

　　1985年8月17日，满头银发的魏俊淑带着儿孙从贵州千里迢迢来到高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亲人。“老人长跪在烈士纪念碑前，泪如雨下，在场的人都哭了。”纪念馆的同志说。

　　目睹魏俊淑捐献给纪念馆的红木书箱，记者感慨万千：什么是理想和信仰?烈士杨克明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告诉了我们。聆听高台血战的慷慨悲歌，我们需要真正的思考!

　　红色经典系列：王泉媛的故事

　　在红一军参加长征的“三十女杰”中，王泉媛的故事凄美而动人。

　　王泉媛，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本姓欧阳，11岁时因被卖给王家做童养媳而从夫姓。1930年3月参加革命，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历尽艰险逃出牢笼，沿途乞讨回乡。

　　解放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76岁时，组织上为她落实了政策。她曾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与其中一个养女生活在一起，住在江西泰和县政府给她修的一幢公寓里，享受副厅级离休老干部待遇。

　　红军长征、西路军西征，这两个红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她都参与了。正因如此，命运才会安排她与王首道短暂结合，46年后再相逢，两人均已白发苍苍。

　　西路军，一度因为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蒙尘。妇女团——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妇女武装，包括她们的悲歌血泪，也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所淡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在河西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十军、五军、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共21000余人，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统帅下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此时，军内的1300多名女战士，经过体检后，则被编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

　　众所周知，西路军惨败。这支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可谓最大和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战败被俘后遭到秘密杀害;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被砍头悬城三日，护士长被七寸长钉钉死在槐树上，数千红军被敌军活埋……

　　西路军历史研究专家、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董汉河说，如果说西路军是悲惨的，那么那些女红军则更惨。她们大都只有20来岁，除战场牺牲的以外，不少人成了“俘女”，除部分被活埋外，大部分都被分给敌军各级军官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解放后，她们又被简单粗暴地列为“逃兵”、“叛徒”，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残酷迫害和批斗。

　　作为当时的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也不例外。

　　王泉媛和王首道的爱情故事，始于长征，也终于长征，他们的婚姻，只相聚了两日。

　　1935年红军进占遵义时，王泉媛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情愫。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了,就给他们二人牵了线。

　　到遵义后的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然后，三人关门出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颗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王泉媛事后回忆说。

　　2006年6月，王泉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她们，一般也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自有它的道理，因为谈恋爱了，就免不了要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她们在长征路上生小孩，多受难啊。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

　　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王泉媛与王首道一直没有机会相聚。

　　1935年6月，王泉媛接到毛主席的指示，要她和吴富莲到中央卫生部干部连专门负责收容慰问掉队的伤病员和购买粮食工作。一天，她俩走了几十个村子才在一个藏民老妈妈家里买到三十多斤青棵麦。路上，她们遇上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见她俩饿得不行，忙将二人扶上马。当他得知卫生部只派她们两人外出买粮食时，周恩来发了脾气： 分别时，周副主席取出笔纸在膝盖上写了几行字，递给王泉媛说：“把这个交给卫生部的领导。”

　　她们把周副主席的条子交上去时，恰巧让多次向她求婚却遭拒绝的某领导接到，这位领导认定是王泉媛在周副主席面前告了他的黑状，十分气恼。个人恩怨在这里成为魔术师手中的一支大笔，为王泉媛日后的苦难命运埋下了伏笔。

　　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让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王首道送她回卫生部驻地。河边，王首道目送她离去，突然喊道：“泉媛，别忘了你对我说过的话!”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王泉媛听不明白，愣了半晌没有回答。

　　王首道又喊：“遵义，鞋子!”

　　王泉媛摸了摸腰里别着的小手枪，想起遵义城里与他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心里暖乎乎的，她使劲地点点头，生怕王首道看不清楚，她也喊道：“我不会忘记的!……”

　　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

　　此后，王泉媛跟着中央卫生部向西，王首道跟着中央纵队向北，从此一个跟着毛主席走出草地到达延安;一个则被张国焘裹挟着三过草地四爬雪山……

　　1936年10月下旬，王泉媛突然接到调任妇女先锋团团长的命令，加入到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河西大血战”。时局的变化和历史赋予西路军无法实现的使命把这支队伍推向了失败。在突围时，王泉媛被敌军俘获，和吴富莲等90多个红军女战士一起被关在甘肃永昌县城西的一座大庙里。敌军首领马步青命令，把她们分配给各级军官“自行处理”!

　　王泉媛被分给了一个早已有了老婆的敌军工兵团团长马正昌。两年多后，她终于找机会逃离了那个让她倍感屈辱的马家大院。几经周折，1939年3月，她来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当看到门口那块大牌子的时候，她长长地吁了口气。但工作人员的回答，却不得不让她心酸地离开日思夜盼的组织——由于当时形势还比较复杂，中央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行“一年回收，二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

　　她领到了5块大洋，这5块大洋像一个句号，更像一个省略号，它为王泉媛的戎马生涯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更为她今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串险恶的省略号。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一路乞讨回到江西吉安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经红军中当过女团长。王泉媛嫁给了一个叫刘高华的革命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干到了68岁。期间，刘高华1965年被迫害致死。等到被组织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王泉媛已76岁。

　　自从两河口分别后，王泉媛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王首道，那个与她有着同一信仰、有着共同追求的男人。在那样的年代，那种环境中，两人都处于生死两茫茫的境地，王泉媛只能将这种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此后，命运之手把她推得离王首道越来越远，“泪眼已枯心已睡”，即使在解放以后，王泉媛也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听到“王首道”这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

　　在中国妇女联合会，王首道向她走来了。

　　“泉媛同志，你好吗?”王首道上前伸出了手。

　　王泉媛迎过去，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这个曾经是她丈夫和战友的男人，快半个世纪了，没想到还能见一面!四十六年了，两河口那座小木屋，在她的心中长成了一棵树、一座碑，成为她永恒的痴诚思念。

　　这次相见，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疑问：“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为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电视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特地邀请王泉媛等人前往河西走廊故地重游。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王泉媛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为了这次相会，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

　　王泉媛给他带来了手工做的一双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六十年的风雨尘埃，也许可以抹去岁月和苦难留下的创痕，但填不平记忆中的那深远的沟壑。

　　曾经有一部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就是以妇女先锋团的事迹为原型，讲述我军第一支妇女武装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全军覆没的故事。里面把团长误说成了吴富莲。为此，导演还专门向王泉媛老人表示过歉意。王泉媛说：“那有什么，吴富莲她们把生命都牺牲了，我哪会计较这些!”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了王泉媛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本文来源：http://www.jinghuajt.com/zuowensucai/600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