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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1936年爆发的，截至2017年12月12日正好有81周年。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是什么?西安事变的始末如何?下面就让小编来为您介绍吧。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1年了，这81年里，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任何时候，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高于党派的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难之时。亦即，民族和解，共同对敌，才会有国家的安全和兴盛，否则国力就会受损，就会遭受外来的侵略。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共内战和军阀割据，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日本才敢侵略我们，我们才一再受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很快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当然，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的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决不投降，才获得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总之，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以及后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系现实，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是国共内战的直接结果。虽然国共两党仇恨已消，已经建立协商机制，国民党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都访问过大陆，且都承认一个中国，但两党在政治上仍有一些分歧。
另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立足于台湾本地，而且试图脱离中国的民进党。当然还有类似的其他政党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大陆存在分歧，而且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上也与大陆存在严重的分歧——他们要去中国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利益。在台湾，不管什么政治势力，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首先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都应该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我们现在是最接近这个愿望的时期，但中华民族实现和解和团结，以及中国梦所追求的中国崛起的任务仍然还没有完成。
今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努力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现在，处理两岸问题也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团结，首先承认我们是中国人，然后运用智慧消除政治分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安事变的过程始末
西安事变的爆发时间很短，但是几乎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蒋介石去西安训话。两天后，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督战，下榻临潼的华清池，也就是当年杨贵妃的沐浴之地。
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再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10日，蒋介石举行会议策划发动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等高级官员参加晚宴，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17路军的“剿共”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在间接表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满。另外，蒋介石到达临潼后，西安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要求面见张、杨和蒋介石，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这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总之，在张、杨看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社会的共同要求，但在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杨在12月11日晚参加宴会之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正式宣布实行“兵谏”，并进行了具体安排。比如东北军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17路军负责控制蒋介石带领的官员。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奉命进攻华清池。由于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战斗在几个小时后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卫队基本上被消灭，蒋介石在华清池背后的一座假山后被发现，之后被活捉。与此同时，17路军扣留了蒋介石带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比如陈诚、蒋鼎文、邵力子、卫立煌、朱绍良等。除了蒋介石的卫队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官员在战斗中遇难。这是后来蒋介石不原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刻向全国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并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同处理这一事变。也就是说，张、杨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共识展示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八项主张发出之后，引起了全国震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后，以为会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迫使蒋介石真的改组政府，实现张、杨所要求的政治愿望。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没有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去发展。实际上，当时指责的声音更多一些，支持的声音很少。
起初，中共有人主张公审并杀死蒋介石。毕竟，多年内战使得共产党对蒋介石充满仇恨。但是这种想法经过讨论并没有被认可。很快，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争取联蒋抗日。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最有份量、能够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公开指责张、杨。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召开会议，强烈谴责此次事变并宣布将张、杨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军队逼近陕西，中央空军对西安附近的一些村庄城市进行轰炸，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也就是说，南京中央政府并不承认张、杨的这次“兵谏”，也不准备妥协让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比如在当时南京政府内部有一股非常强烈的亲日势力存在，日本特别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样就有机可乘继续侵略中国。
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还有一股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12月12日晚，宋美龄收到事变消息，随即展开一系列活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系列活动在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2日晚，宋美龄邀请澳籍友人端纳赴西安斡旋。端纳虽然是记者身份，但他和当时中国政界的高层人士私交很好，活跃于中国政坛。通过交涉，张、杨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谈判。总的来说，亲英美派特别希望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坚决避免内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围绕西安事变也分别作出了反应。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所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的校长、教授347人联名致电张、杨，指责其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4日，蒋梦麟、梅贻琦等22位学术界名人分别致电张学良，对事情表示担忧。15日，《申报》《大公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合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谴责张、杨的行为，对局势表示担忧。16日，南京、北平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函电，要求讨伐张、杨。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这种情况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张学良，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社会各界如此激烈的反对。为了缓和局势，尤其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张学良允许遭扣押的蒋鼎文返回洛阳，请求南京政府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准备和谈。
12月2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10天后，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很快见到了蒋介石。第二天，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会谈。随着宋美龄和宋子文到西安，实际上就意味着军事行动可以暂时停止，西安事变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谈判结果很快出来，西安方面提出六条主张。第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当时中央军已经大军压境，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第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进行抗日。第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即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救国。第六，与同情抗日国家进行合作。
但实际上，双方谈判仍然是中央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虽然蒋介石被抓，但是南京政府态度很强硬。西安方面，张、杨以及中共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一派，面对南京政府的强压力，提出的六条主张并没有完全实现。首先，张、杨就有不同意见。张学良在中央军的压力下，表现有点软弱，就说不一定需要这么苛刻的条件也可以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稍微坚决一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提出了一些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比如说在22日深夜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三个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不要打仗，不要进攻西安。
第二，南京以及蒋介石应该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并且召集救国会议。这和前面的六条主张有相关的地方，有些就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特别担心如果把蒋介石释放了，他会继续“剿共”。所以要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也就是国共内战应该结束，不再追诉以往的仇恨。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本来在一开始提出的六条主张里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几天之内也不可能希望国民政府放开监狱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说只要现在开始释放就可以了，当然肯定也提出一份当时中共很在意的一些重要人物名单。
杨虎城比较赞同中共的主张，但是张学良却不以为然。也就是说，西安方面这三家本身就稍微有一些分裂。这实际上使得西安方面在和南京中央政府谈判的对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是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控制着，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坚决。
25日下午，谈判过程基本上完成，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有些实际上没有真正做，比如说，中央军是不是撤出潼关?蒋介石虽然下令，但当时实际上是何应钦说了算，中央军虽然没有进攻西安，但仍然是把陕西都包围了。后来的东北军瓦解也和中央军的压力有关。其他的，比如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基本上是空的，没有怎么做。真正做到的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当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管是六条主张、八项主张,还是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应该说得到了部分实现，核心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25日时，周恩来本来试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释放蒋介石的三个条件，而且特别担心如果现在不提这些条件就释放，以后对张学良非常不利。但那时张学良已经下定决心要释放蒋介石，当然是为了赔罪，为了说明自己没有私心，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洛阳当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前边提的这些条件，即使很多都没有实现，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已经安全了。而且不但蒋介石自己安全了，他还把张学良也扣押了。张学良再也没有返回东北军，再也没有返回西安。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2月26日蒋介石正式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历时14天，最后得以和平解决。这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过程。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201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第81周年，大家知道西安事变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西安事变在我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下面一起随小编来了解吧。
西安事变的过程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据周恩来报告，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
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
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5、蒋意开国民大会;
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对于西安事变的解决
1、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
我党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17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长谈。24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2、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张、杨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次兵变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性质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12月13日，张杨二将军发表了以“八项主张”为内容的对时局通电，并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4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为了表示诚意，张杨二将军允许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与蒋会晤，使蒋相信“兵谏”之举无加害之意。24日，
张杨将军、周恩来与宋氏兄妹三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人格担保不再进行剿共的军事行动。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会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他们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3、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西安事变当天，南京政府立即发布《褫职严办张学良令》，认为张劫持统帅，为维护纲纪须兴兵讨伐。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开始调兵谴将，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战事一触即发。得悉事变消息，宋氏兄妹、孔祥熙奔走呼号，陈说和平解决的主张和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赢得了时间。20日，宋子文冲破“讨伐派”的阻扰，以私人身份先行赴西安，在蒋、张间做沟通与调解，为蒋介石态度进一步变化起了催化作用，也为日后和谈奠定了基础，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尽管各种因素的初衷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其结果却都加速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下面小编为您介绍西安事变纪念日的意义。
西安事变纪念日意义
西安事变纪念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每年的12月12日被定为“西安事变“纪念日。
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二：西安事变使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三：西安事变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经过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张、杨遂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原因
西安事变的爆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在抗争时期主张的“攘外安内”政策，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而直接导致了西安事件的爆发。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时对部下表示，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或给擦一擦为了让它更亮。这样做，蒋介石就更亮了。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亲虽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因为已经把泥菩萨(蒋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来，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正如其所说跟蒋先生两个没有别的冲突，就是冲突两句话，就是他要“攘外安内”，而蒋介石是要“安内攘外”。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受操纵的人，他自诩为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认为事情当做就做，张学良表示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没有想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他。自己牺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内战了，张学良表示自己二十一岁就作战了，他恨透了内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商谈，
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施的重大胜利。它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对今天的意义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1年了，这81年里，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任何时候，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高于党派的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难之时。亦即，民族和解，共同对敌，才会有国家的安全和兴盛，否则国力就会受损，就会遭受外来的侵略。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共内战和军阀割据，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日本才敢侵略我们，我们才一再受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很快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当然，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的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决不投降，才获得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总之，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以及后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系现实，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是国共内战的直接结果。虽然国共两党仇恨已消，已经建立协商机制，国民党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都访问过大陆，且都承认一个中国，但两党在政治上仍有一些分歧。
另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立足于台湾本地，而且试图脱离中国的民进党。当然还有类似的其他政党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大陆存在分歧，而且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上也与大陆存在严重的分歧——他们要去中国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利益。在台湾，不管什么政治势力，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首先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都应该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我们现在是最接近这个愿望的时期，但中华民族实现和解和团结，以及中国梦所追求的中国崛起的任务仍然还没有完成。
今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努力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现在，处理两岸问题也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团结，首先承认我们是中国人，然后运用智慧消除政治分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