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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不但是推动现代社会的实现和发展的两大支柱和基础,而且是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两大动力。 师昌绪先生在他的一篇短文《谈科学和民主》中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民主与科学文集》第181页)这句话是正确的。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句话加以引伸,如果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历史。因为没有民主与科学,只有专制制度的民族,历史就是停滞的,几千年也没有变化,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从西周到清末,三千多年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延续不变,民主是人民所不敢想望的。虽然我国已经有了科学,但是真正的科学时代并没有到来,我国仍然处于仿制和改进的时代,基础科学的发展,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仍与我国无缘。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大国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中国在历史上却是科学发展的大国,李约瑟研究中的科学史,挑选出对人类历史有重要意义的300多种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中国的发明占70%以上。另一位西方的科学家挑选出100种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中国也占70%以上。特别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是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技术基础,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真正现代科学的出现是在西方,基础科学的发明无一是来自中国,没有基础科学的发明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时代就不可能出现,使一个国家成为科学大国的是基础科学的发明和建立。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明,但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大帝国,封建专制的制度及其文化和礼教压制了人民的思想,不但压制了真正的科学的产生,而且也压制了任何制度的改变,即使有了科学的发明,也不能发挥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学术发展是完全在专制统治下进行的,从西汉章帝召开的白马观会议以后就已确定了方向,以后就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著名的书院,如南宋的四大书院,貌似独立讲学,实际上是围绕一个中心各自发挥,那就是定于一尊的以君为总纲的三纲哲学的各自发挥。中国的学术发展,一千多年来,自从朱熹把三纲定为天理,不论在朝在野,学术研究都跳不出这个总纲。
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忠于明代的遗民学者,发表出一批对专制统治和纲常批判的学说,例如黄梨洲对家天下的尖锐批判。帝王“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岂私其一人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戴震也激烈反对理学,他认为:“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公然反对理学。
朱熹鼓吹理学,认为人欲是人之大恶,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因此朱熹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戴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同上,梁启超《中国学术近三百年史》)戴震公然为私欲辩护,认为个人利益不能侵犯,必须受到尊重。
对于明末清初所兴起的这种批判理的思潮恰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大体在同一个时期,因此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中国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少数学者私下的言论,虽然出现了思想的火花,但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公之于大众,他们所写的著作不能公开刊出发行,只能藏之于秘笈,根本不能形成运动,对社会可以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地,清朝的文字狱造成的大批屠杀,使学者不能不谨小慎微,而且转向训诂之学,即校勘古籍,使学术的研究脱离时代,以避免飞来横祸。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像仲先生所说的,我国的传统社会就有学术自由的空间。西方从十二三世纪就开始产生各种自由思想,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四百年中,就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一个一个的革命运动,接连不断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十九世纪就开始进入了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在西方以加快的步伐前进时,中国的社会是一潭死水。
但是科学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在科学的探索中任何新奇的思想都可能发生,任何想像不到的现象都可能成为现实,科学的真理永远处于证伪之中,新的发展推翻已有的理论和规律,是科学研究常见的现象。因此科学需要民主,民主和科学是不可分离的。
竺可桢在抗战以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三年前国联派代表来中国考查,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说,“一般人认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统是科学造成的”,“但实际只有欧洲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在2010年第一期《民主与科学》中登载熊卫民先生访问沈善炯先生的文章《科学离不开民主,民主离不开科学》的最后说:“我们向西方引进了科学的种子,却没有把科学创新的土壤引过来。”沈先生的这个观点和竺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竺先生所说的能够让科学发展的社会,沈先生所说科学能够创新的土壤就是民主。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的土壤,科学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五四”先驱在引进民主和科学救中国,把民主放在科学的前面,说明“五四”先驱真正理解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意义。
张千帆先生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只有人民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获得健全的政治人格,获得完全意义的道德尊严”。(张千帆: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6期)只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才能实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有人的道德尊严的民主社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发芽滋长的土壤。因此,在今天我们继续当年“五四”先驱所提出的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前来我国的历史任务,让民主与科学精神根植大地,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