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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 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7-0005-02
1927年7月24日，日本短篇小说巨擘、年仅35岁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服安眠药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芥川龙之介在遗书中提到，驱使他走上自杀之路的是：对于自己的将来，只觉得模模糊糊的不安。那么他有哪些不安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自杀的呢？追溯芥川龙之介的人生经历、创作生涯及其言行，我们不难发现他选择自杀有其必然性。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芥川龙之介的生平与创作，从性格、人生观、身体状况、生活压力等方面具体分析芥川龙之介自杀的原因。
一、性格缺陷
芥川龙之介于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他的生父新原敏三是个牛奶店的小店主。生母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精神失常。于是他被送到生母的娘家抚养。十岁那年生母去世。生父与生母的妹妹结婚，并在他十二岁时废除了他的长子继承权，销去了他在新原家的户籍，由此他正式成为舅父芥川道章的养子，易姓芥川。芥川家几代都是书香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气质逐渐形成。但由于生母的精神失常，他没有得到亲生母亲的关爱。虽然养父母很疼爱他，但因为寄人篱下和血缘的关系，芥川龙之介在养父母家总是有所担忧和顾忌，比较拘谨。芥川在《点鬼簿》中写道：“我的母亲是个疯子。我在母亲那里，从没感受过母亲般的慈爱……我从来没得到过母亲的照顾。”［1］童年时代母爱的缺失和复杂的家庭关系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浓厚的阴影。母亲是疯子这件事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一直很担心自己会遗传母亲的精神病变成疯子。23岁那年他喜欢上了一位叫吉田弥生的姑娘，两人情投意合，由于家长的反对而被迫分手。初恋失败使他认识到人性中的自私。在给友人井川恭的信中曾有这样的叙述：“世上究竟有没有无私的爱呢？自私的爱无法冲破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壁垒，无法治愈人生宿命般的痛苦与寂寥……我周围充满了丑恶，连我自己也是丑恶的，生存在这种丑恶之中是一种痛苦。”［2］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失败的感情经历对他后来形成孤僻、敏感、抑郁的性格有较大影响。进藤纯孝在《芥川龙之介传记》中说芥川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荻原朔太郎在《与芥川君的交往》中说：“每次和芥川君聊天，他都会与我探讨生死问题、宗教哲学问题，他对生活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具有神经质倾向的芥川敏感、多疑，自杀前几年又遇到了种种困难，一向消极悲观的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逃避。
二、厌世的人生观
芥川龙之介从小就为自己特殊的身世感到苦恼，他的童年生活是比较压抑的。他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孕育着新时代风暴的年代里。对社会、对人性，他有着清醒和悲观的认识。在东京一高读书期间芥川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喜爱莫泊桑、波德莱尔、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颓废、厌世、怀疑等思想对他人生观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用手中的笔揭露现实社会的各种丑态。芥川的小说充满了阴郁沉闷的气息，故事发生的时间多是在黄昏或傍晚。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家平冈敏夫称芥川的小说是“日暮れからはじまる物�Z”（从黄昏开始的故事）。［3］如：
⑴ ある日の暮方の事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が、�_生�Tの下で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罗生门》（1915）
⑵ ある�窑盲慷�の日暮れである。わたくしは横��R�k上り二等客�の隅に腰を下して、ぼんやり�k�の笛を待っていた。――《桔子》（1919）
⑶ 春の日暮です。唐の都洛�の西の�Tの下に、ぼんやり空を仰いでいる、一人の若者がありました。
――《杜子春》（1920）
⑷ 千八百八十年五月何日かの日暮れ方である。
―― 《山��》（1921）
“傍晚”、“阴沉”、“昏暗”这些字眼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屡屡出现。从中不难看出芥川的厌世主义、怀疑主义的人生观。1915年发表的《罗生门》揭露了人们为了生存弃善从恶的自私性。1916年发表的《鼻子》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对懦弱、虚荣、自私等心理进行了刻画。这两部小说中对“人性恶”的悲观看法在之后的作品中亦有延续。1918年发表的《枯野抄》则暗示了人类无法脱离利己主义，这是人类的悲哀。从1921年起，随着身体状况的变差，芥川对时代和人生问题更加关注。他在自杀前的最后两年里经常思考死亡的问题。芥川后期创作的《点鬼簿》（1927）、《玄鹤山房》（1927）、《海市蜃楼》（1927）、《河童》（1927）、《齿轮》（1927）中均流露出芥川对包含自杀在内的自我宿命的认知和思考，小说中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死亡气息。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芥川对现实及其失望，厌世的情绪更加浓厚。他在《某傻子的一生》（1927）里写道：“他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水和冷笑一起涌了上来。他的前途不是发狂便是自杀。他独自一人在黄昏的街上走着，决心等待慢慢将他毁灭的命运的到来。”他笔下的狂人因逃不脱现实社会而发狂。芥川龙之介害怕和生母一样成为疯子，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背上“疯子的小孩”的包袱。为了逃避生活的压力、脱离艺术创作的困境、摆脱身体的各种痛楚，他在绝望中苦苦挣扎过，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
三、疾病的困扰和巨大的生活压力
芥川龙之介自杀前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困苦的阶段。芥川自己被多种疾病缠身，他的亲人们也接连遭遇不幸。生活的压力突然变得很大。芥川自幼身体孱弱，1921年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就一直为神经衰弱所折磨。1922年身体状况恶化，除了神经衰弱，还得了胃痉挛、肠炎、心悸亢进等疾病。1924年10月，叔叔病逝，接着妹夫�V本八洲得肺结核。芥川自己也得了感冒、神经性胃无力症、痔疮、神经衰弱等疾病，身体每况愈下。1926年4月22日芥川携妻子前往鹄沼海岸静养，因为二姐家出事他们于翌年1月回东京。1927年1月二姐家失火，房屋被焚毁。姐夫西川丰不久前为家产投过巨额保险。警察当局怀疑西川为诈取保险金而故意纵火，正当警察紧锣密鼓地调查此事时，西川丰卧轨自杀，留下巨额高利贷。［4］身为家中唯一有经济来源的芥川不得不拖着自己孱弱的身体为偿还姐夫的债务而东奔西走。自己家、养父母家、姐姐家，几个家的家庭重担都压在了芥川身上。靠写作为生的芥川经济收入并不多。“我得到的最高的稿费也才一张稿纸十日元，我的资产就是在本所的那块巴掌大的地，我的月收入最高也没超过三百日元。”为了养活几大家子，他必须努力工作。需要拼死写作的他却在艺术创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扰。身体上，苦于痢疾、痔疮、精神恍惚等多种疾病。严重失眠的他还染上了依赖安眠药的习惯，不断加大安眠药的用量。病痛的折磨、巨大的生活压力、创作上的困扰，使他身心俱疲、心力交瘁。
四、艺术创作上的不安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1921年《播种人》创刊，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当局也借机加紧镇压人民的进步活动《播种人》杂志被迫停刊。1924年6月在原《播种人》同仁的努力下一个更富有革命性的新文艺刊物《文艺战线》与读者见面。无产阶级文学对包括芥川在内的资产阶级作家发起了攻击。1924年10月，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14人共同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高举新感觉主义的旗帜，提出“破坏既有文坛”，进行“文艺革命”的口号。1925至1926年新感觉派发展到顶峰，后来由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其内部逐渐开始分化。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值蓬勃发展之际，而以芥川等为首的“新思潮派”却一直在走下坡路，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人纷纷逃进通俗小说作家的行列。孤高的芥川龙之介无法这么做，他孤军作战，坚守阵地。
芥川虽对无产阶级文学表示赞同，但他忘不了《苏维埃统治下的俄国》中被饿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孩子。正如他在《暗中问答》中写到的那样“我并没有追求什么伟大，希望的只是和平而已。你看看王尔德的信，他写道：只要有够用的钱，能和妻子与两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即使写不出什么伟大的艺术也很满意。王尔德尚且如此，我那了不起的王尔德尚且……” 需要靠写作来维持一家生活的芥川害怕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作家也会被革命者以危险思想家的名义处以极刑。
为了承担几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芥川必须努力写作赚钱。但是，疾病的折磨与精神的压迫严重阻碍了他的创作。他在给佐佐木茂索（1926年9月16日）的信中说：“给《点鬼簿》添写了几页稿纸已给改造社寄去，但就这么几页纸我竟写了几天，我感到前途之暗淡……”在给泷井孝作（1926年12月25日）的信中说：“多事、多难、多忧的我变得很弱。值得一写的东西怎么也写不出来，写出来的又毫无价值，还不如死了的好……”。［5］芥川曾经说过：“最可怕的是停滞，不，在艺术之境里是没有停滞的，不进步就必然退步。”芥川的不安，也源于艺术创作上的焦躁与不安。将艺术看得高于一切、以艺术至上作为座右铭的芥川，最可怕的莫过于创作之源的枯竭，他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也必须是期待作品的完成”，没有东西可写无疑是作家生涯的死刑宣判。芥川对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枯竭的才能感到畏惧不安。
综上所述，由于芥川龙之介所经历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和他自身的性格、身体、家庭等原因，使他成为一个集各种苦恼于一身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晚年的芥川更是生活在种种不安与焦虑之中，他对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感到茫然和绝望。芥川认为无法超越时代和阶级，厌恶社会、厌恶人生、厌恶自己。正如唐木顺三所说的那样，他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一身背负着世纪末的渊博学问，不堪忍受旧道德的重荷，在新时代的黎明中倒下了。性格上的缺陷、厌世的人生观、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担、艺术创作上的苦恼等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芥川龙之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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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兴兰，日本作家自杀现象探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作者简介】刘紫英（1981-），女，浙江衢州人，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