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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由费孝通先生所著，
第一章是“乡土本色”。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至于这些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怎样具有着乡土社会的文化的根，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待续)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赌博，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
(三)在“名实的分离”中，费老又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与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不同，时势权力产生于社会变迁。哪个占主导是由社会变迁的速率决定的。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慢得和社会继替的速度相同，那么就没有革命的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社会变迁被父子之间的更替消化掉了。但是社会变迁快到社会继替消化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旧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加速的改变和革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时势造英雄”，由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推动社会向前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苏俄的专制统治和沙皇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横暴权力，而前者是时势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带领苏联国家和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也可以理解英国为什么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在于社会的领导者可以及时顺应社会变迁和历史潮流，所以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回到乡土社会，“中国思想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是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相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儒家经典只有那几部，但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诠释版本，一代又一带人对经典做着自己的诠释，经典诠释著作要比经典多得多。形式没变，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中国人虚伪的劣习也由此而来，因为长辈和经典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有通过歪曲解释和阳奉阴违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像费老说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四)在最后一节“从欲望到需要”中，费老认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还举了北方人爱吃大蒜为例，这不是遗传的，而是从小养成的。文化对欲望有着筛选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但是我不同意，爱吃打算并不能说是欲望，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并不是所有的“我想”都是欲望，“我想吃饭”是欲望，但是“我想吃米饭”就不能说是欲望了。因为欲望应该是人之本性，很多地方的人们饿了并不想吃米饭。这种应该叫需要，需要是带着个人、文化和地域的烙印的。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欲望是什么呢?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绵，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会有五味之好。”
我觉得“食色性也”这句话揭示了欲望的本质，“食”是为了人个体的生存和延续，“色”是为了代际之间的继替和延续，满足了这两点，一个物种就可以绵延不绝，这样看来，人类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物而已。所以说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到今天的生物机理。但是单纯的欲望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节制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会思考，会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之快，能够有计划地行事，通过长时间一系列的活动来达成目标，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以前我说理想因为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不是人的本性，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与生俱来的是动物性。动物的意识中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它们只生活在现在，而人生活在一个延续的历史中，不仅是个人的延续，也是代际之间的延续。
这才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最近一个多月的休整，感觉思想上收获很大。重新用经济的眼光读完《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心中隐隐希望读到对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解读，这时遇到费老的《乡土中国》，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啊!
人们在谈论问题时，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等宏大课题时，意见不容易统一，整天在那里脸红脖子粗地争来争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养不同，思维和思想境界差异太大。你站在海拔600米的山峰与海拔6000米的人说话，基本上是说不上话的。
所以，如果以后有一个发明，就像红外测体温仪器一样，朝你脑门一照，立刻把你归到哪凉快哪去那类才有意思，免去了很多无谓的争执。当然，那样也会有人大骂精英歧视一类的话了。
总之，读罢《乡土中国》，对中国问题似乎有了些更加清醒的认识，原来混淆的一些问题也清晰一些了。
我就摘录一些划红线的部分吧!其实整部著作都值得一读再读。
1、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2、 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我们并不都看见，我们只看见我们注意的，我们的视线有焦点，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
3、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
4、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
5、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6、 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7、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
8、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于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
9、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了。
10、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