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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刀则是日本武士的随身兵器，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暴躁、嗜血、好战的一面，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与日本侵华
日本是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人民推翻等级制的愿望相比，日本人对他们的等级制是喜爱并且维护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尊严来自等级制，只有在严格分明的等级中，他们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不同阶层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权利和自由，也承担者不同的义务和使命，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属的阶层中生活得体面而自在。因此，日本人极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不幸的是，他们在强行对外输出这种思想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为地少人稀，历来便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看到欧美国家的日益强大后，他们便制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对外输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东亚地区，以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要实现东亚地区的强大与繁荣，首要的便是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只不过，日本人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置于这个新秩序中的“长子”地位。在日本家庭中，长子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对长子不仅要尊重，更要服从，长子对“不听话”的兄弟姐妹可以随意训斥、责罚。因此，日本又将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不听话”的弟弟的一种惩罚，从而完全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相反，他们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感到愤怒和不解：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繁荣，也给你安排了“合适”的等级，虽然给的等级低了点，但也能从中找到尊严和安全感，你为什么不但不感谢我，还这么不满意呢?这便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
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忠和孝时，丢弃了最为重要的“仁”。所以，日本人的忠和孝就没有了任何约束，演化为一种绝对。在日本，对 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不论 的旨意是否正义。当这一点被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利用时，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便无可避免。再者，日本人喜欢共同的游戏规则，当某种行为被众所认同时，他们便十分欣喜地加入，当这种行为因 的旨意而成为一种使命时，他们便陷入了彻底的狂热。如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以及侵略行为的惨无人道就不难理解了。
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大学时代，在领略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魅力之后，我一直非常不解，为什么中国在确立依法治国方针的同时，还要再加入一个以德治国，这不是画蛇添足么?读了《菊与刀》之后我才明白，在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犯罪现象的消除如果仅仅依靠法治，还真是孤掌难鸣。
日本人十分注重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们总是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对于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发现的恶行，日本人很难因内心深处的罪恶感而放弃不做。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遵守法律就等于效忠 。此外，日本人“自重”的民族性本身便对规则和秩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日本人很难触犯法律。而中国则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重视礼仪，强调礼法治国，且礼是治国之本。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推行耻感文化的国家。所谓耻感文化，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即一个人作出某种行动并非是因为行为本身的“善”，而是因为该行动会赢得社会的赞同。反之亦然，一个人拒绝作出某种行动也并非因为行为本身的“恶”，而是因为该行动会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罪感文化则是指一个人作不作出某种行动的标准在于该行动本身是“善”还是“恶”。在东方耻感文化的背景下，建立统一的道德体系标准，用正确的社会评价导向形成的道德强制力，促使人们自觉抵制犯罪，有助于从思想上根除犯罪。如果单纯依靠法治，因为法律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在法律没有覆盖的领域，仍然会发生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