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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完《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一个本书中反复被提到的概念就是“奸臣模式”。所谓“奸臣模式”通俗的说就是奸臣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忠臣也没传说中那么完美。无论是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的秦桧，以贪污和献媚著称的和坤，还是现代的“奸臣”汪精卫、林彪。对他们的评价中，总感觉含有太多宣传的成分。就像茅海建先生所说的那样：“宣传与研究不同。但以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知识都来自干这种宣传。奸臣忠臣的形象也会‘层累地造成’。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过于简单的人物评判标准.遗漏了太多的历史真实，也错过了许多知错而改的机会。读完这本书，感触很深，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阐述了真相，将教科书上的正面，反面人物都还原了最初的面貌。
作者在序言中探讨了琦善的卖国问题，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并非为“奸臣”、“卖国贼”正名，但琦善作为道光朝的一名大吏，在我所读书中，未见有人表扬过他，《天朝的崩溃》上来就为他作平反，起初不能不让我觉得似有哗众取宠之心，但展卷读完，我想，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没有哪个人物不在乎自己的声名，能够留芳千古是每个人的理想。所以琦善等一批“投降派”依照当时的标准竟然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主观上他们绝对是维护道光皇帝的正统地位的，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为臣子的本份所在。其次则是对林则徐为首的正面人物的再认识，之前我对于林则徐的了解仅限于虎门硝烟这一事件，认为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果不走极端，给英军提供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自大腐败的清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实力，难道林则徐也不知道吗？明明知道自己敌不过强大的英军，还要用这样的行径去惹怒对方，不光清政府不会赞颂你，老百姓之后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难道你可以补偿吗？书中却进一步写出了林则徐的真实人物性格，他只不过又是一个被清政府官场蒙蔽的普通官员，发配出去后仍然败在“官场”二字上，复出无力，阻挡不了英军的入侵，这“天朝”连最后的精良指挥都敌不过英军，大局又如何稳得住呢。
《天朝的崩溃》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国侵略军的进攻。简要的比较一下：
一、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且这些人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
二、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
三、历次战斗中清军的指挥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则徐历来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绩最为出色、伊里布善于处理民族事务、裕谦是主战派中态度最坚决的，杨芳在嘉庆年间镇压起义屡立战功，可算当朝第一名将，差一点的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亲贵中的翘楚。但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惨败。
四、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是在镇江，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最能征惯战的将领。
从这几点来看，清军实力实在无法和英国相抗衡，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大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对于远来的“夷人”，“天朝”知其“船坚炮利”，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一直认为英军不擅陆战，只要一离开军舰就好对付。在战争中，朝廷的政策一直在“剿、抚”之间游移，剿自不必说，所谓“抚”也并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安抚”，也是显示天朝威德的一种形式，是夷人接受了天朝的恩赐而罢兵。在这种不知彼的情况下自然是一败涂地，其实英军在各地进攻形式也比较单一，经常是利用己方炮火射程远，由军舰在清军炮台射程之外轰击，然后陆军避开炮台的正面攻击，绕到炮台的侧后方登陆（清军大炮均无法转向），占领至高点居高临下开炮。而清军却从未采取相应措施，仍然在原有的模式下组织防御，并且盲目自信，等敌军轻易攻破防线又仓皇逃窜。
以作者的看法，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而应当尽快签订和约，再走自强之路。当然作者的观点虽然只是假设，但仍是相当成熟的。从文中的这一段话便可以看出：“这里面有两个需要分清的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该抵抗？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答案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但是对此我却并不完全认同，也许作者的想法更符合当时的国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理性地分析比较，避免这场血的战役。然而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无法倒退与逆转，而清政府自认为的“天朝”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自己在世界之峰，又怎肯做个缩头乌龟主动屈服呢？且不说日本被西方列强侵略是在中国之后，已有前车之鉴，以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当时官场腐败的习气，深刻的思考战败的原因，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困难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抵抗、牺牲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直接投降的作法从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道光皇帝本身并不是资质最差的皇帝，关键在于腐朽的制度和陋习使他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中国发展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是一个必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似乎也是无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战败后的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走上自强的道路。（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