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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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学习，将来才能做好党的接班人。党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永远热爱党。本站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供大家参考选择。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个先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并使其成为领导阶级。
　　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过去对救国救民探索实践的任何一个阶级、团体都没有代表当时的先进阶级和先进的生产力。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工人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而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纪律性外，还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坚决和彻底，比任何阶级都最具有觉悟的阶级;从而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天然的盟友—--中国农民阶级，并始终代表其根本利益。
　　由于工人阶级的成员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工人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并肩战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找到这个农民盟友，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首先把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劳苦大众农民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把解放劳苦大众的农民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之奋斗。使献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光明和希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的积极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战无不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其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它的指导思想就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与以往任何仁人志士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主张都迥然不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俄国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四：中国共产党探索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进行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生死攸关的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找到并始终不渝的践行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最后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扫清了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今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奔小康。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科学表明，鱼的记忆只有7秒，其实，人相比于鱼，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健忘是人类普遍的特征，“好了伤疤忘了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前的人民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被当作发自内心的认同，现在你说几句共产党的好话，都会有一些跪族和美分跳出来指责你，说你被洗脑云云。在他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似乎是一个错误，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向人民暗示，没有共产党也许现在的中国会更好。然而事实真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吗?
　　一、别样烟火——认识国家表象下的中华文明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论断“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认识中国，首先要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谓的“标准”，中国亦当仁不让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且是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体系。回望历史，这个文明体系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以“天下大同”为政治建设理念。早在西周，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宣帝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为汉土”。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即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国，更是天下人的中国，中国的使命就是带领天下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王道乐土”。从历史上看，“王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天然使命，她从黄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礼为武器，以朝贡体系为架构，在当时人们已知的全部地理范围内，始终充当着掌舵者、领航员的角色。历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业，有一个理念始终是共通的，即“中国”等于“天下”，“中国”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几千年来，每当危难时刻，“没有什么比救中国更重要”是印入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共识。
　　(二)以“大一统”为政治建设目标。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水患频发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体力量，均匀软细的黄土很容易使人们在思想上树立起整齐划一的共识，襁褓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统”。遍观历史，这一目标是任何时期的“政治正确”，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人物试图偏离这一轨道，那他的历史定性无疑将是极为负面的，政权不视为“正朔”，个人则被视为“国贼”。可以说，“大一统”理念是融入我们民族基因的东西，历代知识精英无不以为“大一统”添砖加瓦而视为自己的毕生荣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大一统”还绝非仅着眼于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她从一开始秉持的就是无限开放的模式，以“王化与否”为标准，以定性而非定量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范围的“统一时间表”，典型表现就是“朝贡体系”内涵的不断延展。回溯古代中国，我们的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正是对“大一统”的不懈追求，确保了这个文明屡屡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我们文明绵远悠长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三)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强调“国家”概念的，多数场合，是以“华夏”来涵括所有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的各类种族。所谓“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你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处，你均是中国的一员，反之，你便是“非中国”。这个文明认同的具体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学，三是衣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中国的文字，还是哲学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动，即可形成新的文字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国家，但汉字几乎“改无可改”。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文明的稳定性，而文明的稳定又确保了“中国”这一文明载体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始终保有辽阔疆域的理论基础。
　　回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可以看到：引领天下是中国的天然使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个政权有“苟活”的迹象，那么人民也一定会让你这个政权苟活不了;中国必须是统一的，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言行，都将被人民无情的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必须是稳定和永续的，中国的灭亡就等同于天下的沦亡，而没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无路可走。所以，每当“中国”处于沦亡的边缘，“拯救中国”就是各阶层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务。
　　二、文明之殇——回望中华文明的末路转圜
　　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开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古代中国以超然于世的姿态缔造了传奇式的辉煌，但正如罗贯中先生所言，我们的文明也数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般而言，一个文明的崩溃，首先是承载这个文明的载体即政权的崩溃，如果承载某个文明的政权崩溃后不能如期重建，那这个文明在大概率上最终也将趋于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未能如期重建，他们的所谓文明也早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古代中国有无数的政权崩溃，但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总能如期重建，确保了中华文明能始终衰而不亡、危而不倒。这里面有着何种轨迹?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让我们从中华文明的几个大分裂期后的重建过程来寻找答案。
　　(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趋于消解，但各诸侯国仍然保有和维持了本区域内的局部秩序。各诸侯国以重建统一的中央王朝为使命，展开了大规模的争霸和攻伐，最终由诸侯国之一的秦国重建统一王朝而实现中华文明载体的重建。
　　分析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重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一是中华文明的高度稳定性，即便是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指向，各诸侯国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政权重建的方式以内部各武力集团的兼并和分化组合为主，外力的制约相当有限。四是政权重建的主力是统治精英，主要是各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和游走于各诸侯国的士人集团，广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置身事外。
　　很显然，中华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同一性，在庞大体量的加持下，当我们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即便出现“礼崩乐坏”的极端局面，仅社会精英分子即可以轻松收拾旧山河，从而实现文明的重整，也即实现“救中国”的历史任务。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先导，在摧毁东汉的基础上形成三国。此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长而使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首度在军事上处于一定劣势，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中华文明腹心地带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类政权。但很显然，因为周边文明的优势仅限于军事一隅且仅具相对优势，军事拉锯成为常态，且在军事拉锯的过程中，外族政权常困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而不得不逐渐中华文明化。同时，外族政权在中华文明化的过程中，那些服务于外族政权的中华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较容易的依托自身的文化优势而跻身外族政权上层，并最终由杨坚以“借壳上市”的形式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度重整。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整，我们看到，当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不再具有全面优势时，文明复兴的难度显著增加，仅精英分子的内部整合已不能达到目的，农民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重建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当仅仅是军事方面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短板时，文明崩灭的结果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仍然为新的精英阶层攫取异族权力提供了条件。
　　(三)元末明初时期：大致为公元14世纪左右。这一时期，因蒙古军事集团的异军突起，使中华文明首度出现了整体“陆沉”期，其标志就是南宋的灭亡。这一时期的背景变化具有了迥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特点，即中华文明相对于周边文明，不单军事上出现了较大程度劣势，文化上也仅处于相对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终元一朝，不单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军事拉锯，即便服务于元朝庭的汉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权力的机会。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华文明重建道路显然就复杂的多，这里面同步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社会各阶层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士人、原统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过程，二是各阶层的广泛整合成为时代要求，其杰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从而成为当时各阶层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约数，特别是有效的整合了农民和士人集团，也间接的整合了农民和浙东地主集团，成功建立明朝从而宣告中华文明的再度重建。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建，很显然，当难度空前增强时，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需要发动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零打碎敲的方式，无论其烈度多么惊人，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
　　透过历史的迷雾，当我们回望中华文明大分裂期后的重整与重建过程，以下几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中华文明的存续虽常处生死边缘，但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中华文明的先天特质维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便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终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导向，各实力集团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参与的阶层及各阶层的整合深度都逐渐系统化和复杂化。
　　由此，可大体归纳中华文明的重建轨迹如下：
　　(一)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社会精英的内部整合即可实现重建，也即我们熟悉的“自娱自乐”范畴。
　　(二)当相对于周边文明仅具有相对优势或军事上的相对劣势时，军事拉锯成为常态，外族政权在拉锯过程中中华文明化并由服务于外族政权的文明精英分子择机实现中华文明的同一化。
　　(三)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在军事上处劣势或者仅文化上处相对优势时，必须凝聚共识以动员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在重新确立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再度复兴。
　　三、帝国危局---剖析近代中国的深重危机
　　满清入关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本文不讨论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利弊，事实是当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出现在中国的近海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几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列强利用全面优势，将中国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满清政府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为在此不再赘述，我们着重分析的是此一时期相比于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现了哪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处于全面劣势。西方文明挟工业文明成果几乎对中华文明形成了“碾压”，这种“碾压”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华文明的绝效续命丹即文化优势也丧失殆尽。从直观来看，是力量的差异，从间接来看，则是你无法将西方列强中华文明化，因为文明的层次不在一个维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数再多，也无法将今天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强，他们也只能尴尬的充当西方列强的“买办”，“借壳上市”的办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这在以往文明崩溃期也是极为独特的。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庞大体量，使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均无法实现直接统治，他们极需要时刻扶持一个傀儡式的本土政权以实现代理统治，而不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符合中国国民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内部任何武装力量的崛起可能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利益时，他们本能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个政权扑灭潜在的竞争者。
　　四是中华文明的整体颜面扫地。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眼里，等同于“白痴”，西方文明进化的短暂，使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华文明“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毫不客气的对中华大地进行了各种思维所及的烧杀抢掠，中华的国权和人权基本沉沦到马里亚纳海沟，这是骄傲的中华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极端局面。
　　事实上，当时的诸多仁人志士已经看到了这个极端危重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则中华文明将“万劫不复”，各路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救中国”的系列尝试，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一)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显然，他们的斗争目标始终仅局限于农民阶级一隅，无论前期的“均田薄赋”还是后期几乎没来得及实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主张，其着眼点都聚焦在农民阶级层面，从而注定了他们并不能融合当时社会最广泛的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无法吸引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出场，但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背影。
　　(二)士人集团：以戊戍变法为代表，他们目光如炬，敏锐的察觉了当时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变局，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系列改革措施，这是士人集团首度以一个独立阶层的身份走上“救中国”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士人集团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恰恰是农民阶级的主张未能吸引他们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们对中央王朝还抱有最后一丝的期待。然而，“庙堂之策”如没有“江湖之远”的支撑，注定了这只能是一场悲剧，由于他们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来自其他阶层特别是广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持续百天即归于寂静。
　　(三)地主阶级：也即一般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以洋务运动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来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路线不能将之完全的斥为“天真”，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样的思路取得过成功，但中国的地主阶级所没有看到的是，历经200余年的统治，当时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实上已处于瓦解的前夜，没有富于进取的统治阶层集体作支撑，他们这种试图以局部进步来挽救整体的行动依然只能收获失败。
　　(四)资产阶级：即资本集团，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副产品，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间接的造就了资产阶级，以辛亥革命为代表，以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很显然，资本的逐利性使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于对立，他们无力也无愿与广大百姓深度融合，从而注定他们的阶级力量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当他们走上前台面对西方列强的资本势力时，更是处境尴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政权是建立了，但这个政权是空前弱势的，是不能有效维护民族利益、有效承担文明复兴重任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华民国建立后，全国的革命运动依然风起云涌。正如本文开头所论述的，中华文明要么引领世界，要么归于消亡，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可走，试图苟活的政权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
　　很显然，当我们透过历史的侧面，总结近代中国诸多尝试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已处于整体劣势，要有效实现目标，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一种力量：一是它的斗争目标必须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后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是她必须能动员和号召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并能提出被最广泛社会阶层所接受的斗争纲领和路线，从而实现最广泛社会阶层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须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维护好最普通百姓的现实利益。四是她必须能有效维护中华文明的道统，在重建统一政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文明的体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力量，一旦这样的力量出现，那就将是中华文明顺利步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搏。那么，这样的力量在哪里?
　　四、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讲，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哲学。无数的知识精英敏锐的察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起码是一种能够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器，总结近代系列“救中国”尝试的失败，未能有效发动群众无疑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要求一拍即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党的革命历程，大家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救中国”事业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契合了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下的中国的所有现实需求，它具备迥异于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鲜明特点。
　　(一)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所有的“第一”对中华子民均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这面奋斗的大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从而为最广泛社会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剂，相当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广泛社会阶层源源参与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首先从制度层面划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从而确保了当时社会最主体阶层的深度参与。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识精英的源源加入。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团结所能团结的大多数人”为目标，将当时有志复兴中华的各阶层精英团结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累积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利益再分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土地”这一当时中国农民阶层最现实的利益需求，不断深入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建国后，又着力推进公私合营，完成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见的现实利益，为获得最广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革命进展扎好了最深厚的底层支撑。
　　(四)道统承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但始终以“中国化”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经历伟大的长征之后，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明确树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阶段奋斗目标，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列为首要议事日程，这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体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的维护置于首位，无论是革命期，还是执政期，面对西方列强，均讲求“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哲学，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妥协退让，特别是一举废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各类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更是重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关键之举。至于建国后的系列对外自卫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力补钙之举，她极大的复兴了中华民族整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荣光。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门记录社会运行轨迹的科学，而“科学”就蕴含在社会运行逻辑之中，这种逻辑，需要我们用心去探求。很显然，结合中华文明重整和重建的历史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近代处于崩溃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救中国”的危重社会背景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所有现实需求，也是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运转体系在不断优化组合之后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尤其需要记取和珍视的宝贵经验。
　　最后，笔者只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所记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学院派观点，只是结合历史运行的逻辑轨迹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专业，也不系统，期待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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