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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论点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现代化输家”论点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他们在自身处于经济边缘，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为“现代化输家”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欧盟内的三个“逆全球化”现象，即欧盟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对特朗普当选对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作用也加以分析。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2/view-7957603.htm 【作者简介】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1-0034-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1003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脱欧派出人意料地险胜（支持率为51.9%）而结束，有学者认为，从全球角度看，“英国退欧可以定义为反全球化第一波，表明席卷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粹力量上升”。 无独有偶，11月8日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逆袭成功，有专家分析指出，“特朗普现象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概括地说就是两种表现，即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而这两种主义的背后又是大众的愤怒和恐惧”。
由此可见，英美两个版本的“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都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有关，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因为世界正处在新旧全球化转换阶段，与其说全球化在全面退潮，不如说新一轮全球化正在兴起。其中，以中国为引领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当然，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回缩，会给新一轮全球化带来诸多复杂的挑战。对此，非常重要的是观察欧美的“逆全球化”思潮将会如何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应，本文旨在分析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并结合特朗普当选，简要分析欧盟“逆全球化”思潮的未来走向。
一、关于“逆全球化”的理论思考
在本轮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主导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国际投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
“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 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给地方和国家层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向地方和国家层面“返回”的过程，原因之一在于世界贸易的扩散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 换言之，此轮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的形成，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 如果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心分岐点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那么“逆全球化”的主导思想无疑又回归到了社群主义。
一般认为，“现代化输家”（modernization losers）论点可用于解释反复出现的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扭曲与断裂。从历史发展来看，由于历史情势的不同，现代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会冲击到不同人群并触发相应的政党崛起和壮大。鉴于全球化也被普遍认为是种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从一种旧的状态发展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它也会造成赢家和输家，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化输家”论点也可用于解释当前的全球化造成的影响，包括“逆全球化”思潮及其现象发生的原因。
“现代化输家”论点虽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广为运用，但其基本要素的形成要早得多。“现代化输家”是指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并为此在态度上与行为上与其他居民群体相区别。 “现代化输家”论点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业社会处在持续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变迁之中，这一变迁要求社会成员不断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的或至少是主观感知到的经济边缘化、面临的身份地位与声誉损失以及社会排斥对个体产生影响，导致他们产生行动上的不安全感以及无能与孤立的体验，并最终使他们形成右倾的态度模式。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在心理上需要通过面对少数人群（“外部人”）的优越感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来求得补偿，由此产生了对相应政策供给的需求，而右翼民粹政党很好地迎合了这种需求，如果其他的政治机会结构有利的话，这些政党就有望在各层级的选举中获胜。
汉斯彼得・克里希（Hanspeter Kriesi）指出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并由此阐释了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与“现代化输家”之间的关系。他把全球竞争的加剧与对个体适应能力所受压力的增强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这种适应能力尤其取决于文化资本即教育的支配可能性。在他看来，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迫使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专门从事高度知识密集型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其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与分割化，而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状况的日益分化、生活机遇的异质化、个人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地位的不稳定化。由此从中产生了两个冲突：第一个是现代化进程的赢家（来自新的受教育背景较好的中产阶层）和一个异质的输家阶层之间的冲突；第二个是现代化赢家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从这个视角出发，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主要可以解释为“现代化输家”的反抗，一方面是反对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大量失业以及相对的边缘化趋势，二是反对主流政党和精英没有能力和意愿有效应对这些过程。 贝茨（Hans-Georg Betz）认为，右翼民粹思想的显著特征在于特别强调“差异”和“捍卫文化（自有）特征”这两个概念，他们运用这两个概念，赋予同他们看来最大的两个威胁的斗争以合法性，即全球化与伊斯兰主义。 总体上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与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是全球化的阴暗面之一， 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右翼民粹分子的“力量之源”。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认为，全球化的经济后果包括“受沉沦威胁的阶层对身份地位的恐惧以及自我捍卫的反思”，这为“右翼民粹的情绪氛围”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本文以下主要分析三个在欧盟内可以观察到的“逆全球化”现象，即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运用“现代化输家”论点加以解释。为了呈现“现代化输家”的形成，本文下一节将重点阐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内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输家”论点在解释西欧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方面存在说服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对于这里的三个案例，除了前面提到的需求侧的原因（“现代化输家”及其反移民和反建制派情绪）以外，还有供给侧的因素（即右翼民粹政党的组织与策略）以及各国不同的制度性原因（如选举体制、政党体制、媒体）等。
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如上所述，“现代化输家”论点是基于本轮全球化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造成了赢家和输家。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深陷低速增长、跨境贸易低迷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失灵的泥潭，世界经济短中期内无法走出阴霾。欧盟经济由于欧盟内一系列危机如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暴恐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的叠加而雪上加霜。而欧盟内的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严重。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28国和欧元区19国经济在2009年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平均跌幅为4.37%和4.52%。在2010年反弹后，2012年增长率再次分别下跌至-0.5%和-0.9%。在这之后，经济才缓慢回升，但增长依然比较脆弱，有些国家的增长还很乏力。例如，2015年希腊、芬兰和意大利的增长率分别为-0.2%、0.2%和0.8%。相较于经济增长率，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激增后并无明显好转。2009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激增至9.0%和9.6%，2013年达到10.9%和12%。直到2015年年底，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4%和10.9%的高水平。此外，欧盟内依然存在着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结构性问题，直到2015年年底，青年失业率仍然超过20%，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16%以下的水平。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欧盟各国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欧盟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各国平均基尼系数（社会转移后数值）在2012年后一直缓慢上升，2015年甚至从3年前的30.4%上升到31%；欧元区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也为30.4%，2015年上涨到30.8%，其中2014年甚至达到31%。 而且，欧盟范围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人员比例其间虽略有改善，但仍处于令人非常担忧的状态：目前有近四分之一（23.7%）的欧盟公民被视作是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另外一个相关的忧患在于，越来越多从事全日制工作的人受到贫困的威胁。在整个欧盟范围，这一比例从2009年的7.0%增长到2015年的7.8%。尽管德国总体上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但这一比值在2015年仍然达到了7.1%，比2009年时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另外，欧盟内北欧与南欧国家之间的社会鸿沟依然巨大。这尤其体现在希腊和西班牙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上。在这两个国家，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冲击的人的比重分别达到28.6%和35.7%；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比例更高。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机遇恶化了，有的国家甚至是显著恶化。在欧盟范围，年轻人的参与机遇都要少于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与此相应，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危机爆发以来，代际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由于危机期间老年人养老金的缩水幅度没有年轻人的收入缩水那么大，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老年人的比例从2008年的23.3%下降到了2015年的17.4%。
由此可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不平等状况恶化，迄今为止恢复有限；同时，欧盟内部在收入不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南北落差和代际落差。换言之，尽管以年轻人为主的中下层人群参与机遇恶化，但受危机冲击的群体远不仅限于此；事实上，金融危机及之后的经济危机与欧债危机也加剧了对欧盟内中产阶层（收入介于中位收入的60%和200%之间）的侵蚀。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和欧盟委员会合作编制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自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状况导致欧盟大多数国家中产阶层的瘦身。中产阶层的萎缩进一步导致各国国内总需求的下降，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并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继而推动“现代化输家”的反抗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 很大程度上，由全球经济危机而来的中产阶级人口明显下降，极富和极穷人口明显增加，导致所谓“M型社会” 的形成并产生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这在欧盟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欧盟“逆全球化”思潮的具体表现
如前所述，本文以下聚焦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英国脱欧公投和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三个现象。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有时还发挥着相互助推的作用。
（一）欧盟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崛起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或左翼民粹主义，学界都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但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且很大程度上普遍的特征是，它们呼吁的是臆想中均质的“人民”或“小人物”，并为后者树立起两个维度的敌对形象：一是纵向维度，针对的是主流精英或曰建制派，由此民粹主义政党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唯一的真实的代言人；二是横向维度，针对的是在民粹分子看来不属于“人民”的边缘化人群，即“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通常，纵向的敌对形象被与横向敌对形象联系在一起，例如民粹分子声称，社会精英以“人民”为代价，有意扶持“外部人”。此外，民粹主义依赖于魅力型领袖人物且具有运动型组织特征。至于右翼民粹主义，它虽因各国特殊因素的不同（例如历史、政治体制与文化）而呈现出不同形式，但它们也有类似性。总体而言，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而言，重要的特征则是民族主义、仇外和威权主义。 它们眼里的“外部人”主要是移民，他们被认为受到了（腐败的）精英阶层的欢迎。而且，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以及主导的话语都被右翼民粹分子宣布为其最大的敌人。 最近20多年以来，右翼民粹政党 几乎在西欧和北欧的所有国家而且也日益在东欧取得成功。 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大衰退”加速了（右翼）民粹政党的壮大，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更是助长了民众的不满和仇恨，右翼民粹势力借此得以扩张，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局呈现右转趋势。具体而言，在法国和意大利，右翼民粹政党国民阵线和五星运动已经有望挑战执政地位，而德国另类选择党崛起的势头也令人瞩目，英国独立党在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摇旗呐喊作用。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甚至已经上台执政。这些右翼民粹政党尤其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可以说，欧洲正经历着一个“民粹主义时刻”。 下文选择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国民阵线这两个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具体分析其纲领（供给侧因素）和选民结构（需求侧因素），寻找其崛起与“现代化输家”之间的关联。
由于历史教训，德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反民粹主义共识”。 因此，右翼民粹政党一直以来难以立足。但随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作为反欧元的抗议运动起家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虽然在2013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最终未能越过进入议会所需的5%门槛，但在其后的各次州议会选举中都进入了议会，在目前联邦议院选举的民调中得票率达到了两位数（12%至15%之间），有望在2017年的选举后作为首个右翼民粹政党进入德国联邦议院。 德国另类选择党吸引了反建制、反自由化、反欧洲和反对一切可被视为标准的事物的选民。考察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纲领可以发现，它要求一个“自主的”德国，主张欧洲不能成为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国家，并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基本改革方案不能在欧盟现有体系中实现，就会致力于让德国退出欧盟或欧盟的解体。此外，它要求有序结束欧元区，如果联邦议院不赞同这一要求，它建议就德国是否留在欧元区举行全民公投。而且，它主张实施德国的主导文化，并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是对德国社会和平以及德意志民族作为文化统一体存续的严重威胁；为此，它特别强调，伊斯兰主义不是德国的组成部分。在移民方面，它要求彻底关闭欧盟外部边境，在所有德国边境引入严苛的人员检查。其理由是欧洲的自由迁徙权导致欧盟内大量移民从较贫穷的国家来到较富裕的国家、尤其是来到德国。为此，必须阻止以直接移入到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为目的的移民。 由此可见，德国另类选择党将一个新的分岐点，即支持关闭边境者与支持开放边境者之间的分歧政治化了。 如前所述，德国另类选择党迄今已经进入了德国16个州中的10个州的州议会。从其选民结构来看，虽然没有集中分布在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但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更多是对政治和社会现实存在不满和失望情绪的民众，在德国东部，这种不满情绪更甚。他们中有不少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之所以选择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因为该党关于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给德国经济社会造成消极影响的论调切中了其对于现有政治的悲观认识，或者唤起了其警醒态度。
1972年建立的法国国民阵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议题局限在狭隘的极右范畴，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法国的第三大政治力量。现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2012年的上一次法国总统初选中获得了17.9%的得票；而在当年的法国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率增加了9%以上，达到13.6%。身份认同是国民阵线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关，选民支持国民阵线，也是因为他们赞成国民阵线提出的拒绝外来移民和对安全的要求。选民选择国民阵线还由于他们面临社会解体的危险、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实际或象征性的）身份地位丧失。从选民结构来看，主要是下层人群支持国民阵线。2012年的总统选举表明，勒庞的选民很大一部分是未受过培训的工人、一般技术工人以及普通职员。 从政策主张上看，国民阵线除反移民、反穆斯林以外，近年来也日益表现出反欧洲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特征。国民阵线提出了“法国人优先”的口号，称欧盟将像苏联一样“瓦解”，主张法国脱离欧元区和北约，要求恢复边境控制，并执行彻底的经济保护政策以确保法国实现再工业化。 进入2015年夏天以来，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国民阵线鼓吹的反移民排外思想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2015年11月巴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血腥恐怖袭击事件以后，袭击者利用难民身份抵达欧洲并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调查结论，更让其主张的“外来移民是法国恐怖主义根源”的论调获得了更多法国民众的认可。为此，在2015年12月举行的法国大区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国民阵线再次取得历史性成就，在13个选区中的6个取得领先，虽然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复归理性，不再为了抗议主流政党而投票给国民阵线，导致国民阵线最终遭遇惨败，但是，国民阵线的发展势头绝不可小视。 目前，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有望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虽然最终胜选的机会在观察家看来并不大，但勒庞本人充满了信心。
以上分析表明，在德国和法国，尤其是那些自认为“现代化输家”的下层人群是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要支持者。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是某种外来的“恶的”东西，给他们带来了移民，并由此带来了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生活状况的恶化和身份地位的威胁。这些失去方向的、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在右翼民粹政党那里找到了归属感。而且，这些“小人物”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一方面，通过把负面的现代化后果或至少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后果的责任归因于“腐败的”精英，显示了“小人物”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另一方面，通过与精英和外来移民划清界限，增强了他们在“小人物”共同体中的归属感，由此支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二）英国脱欧公投
对于英国脱欧到底是“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国内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之路，而欧洲一体化恰恰是最深入和广泛的区域一体化形式。从这个视角出发，英国脱欧无疑是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逆转。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区域一体化在某种情况下会退化为“紧身衣”，从这个视角来看，无疑脱掉欧盟这件“紧身衣”的英国重新拥有了拥抱全球化的机遇。 笔者并不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导致英国脱欧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本文以下有关英国脱欧的原因分析表明，英国脱欧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英国想要控制移民人数，尤其是来自欧盟内部的移民，反对这类人员适用欧盟的人员迁徙自由政策。 英国统计局2016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达到33.3万人。其中，有18.4万人来自欧盟成员国（主要是中东欧国家），创历史最高纪录。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承诺将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控制在每年10万人之内，他未能兑现承诺给英国脱欧埋下了伏笔。有统计显示，在从2011年至2015年的5年中，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相比2004年欧盟东扩之际，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增加了近10倍。 这些欧盟内的移民被指责大量耗费了英国的社会福利资源，同时抢占了英国人的就业岗位等。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以从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在公投前与欧盟谈判达成的妥协中，看出英国的关切。根据该协议，英国彻底告别建立一个“日益紧密联盟”的一体化目标；引入针对社会福利倾销的“紧急刹车”。据此，当英国的福利体制承受特别压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可以在未来7年里削减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劳动力（主要是来自东欧的工作移民）的社会给付。 由此可见，英国关切的议题主要是主权和限制移民。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英国公投中选择脱欧的是那些感觉被排斥在现代高度联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外的人。主张留欧和主张脱欧的人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之间出现了根本性鸿沟，前者是能够在一个联网的世界里想像自己可见未来的人，而后者则无法做到。对于后者而言，公投就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条防线，来保证民族国家政治的优先性和地方的认同。英国公投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平均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区选民投票差异明显，在选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投票选择脱欧的比例最高；相反，英国全部20个选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都选择了留欧；受过高等教育者中主张留欧、脱欧之比为68∶32，而在只受过普通中等教育及以下人群中则为30∶70。 职业背景方面也呈现出类似特征：从事专业性职业者比例高的地区显示留欧投票比例高， 小时工资中位数更高的地区，也更多地选择留欧。 另外，从选民人群的年龄来看也呈现明显分歧。49岁以上的人多数支持脱欧，且年龄越大，支持脱欧的人数比例就越高；而49岁以下的人多数支持留欧，且年龄越小支持留欧的比例就越大。其中，18―24岁年龄段留欧支持率最高，达到71%。这种随年龄高低呈现出的明显的规律性选择，恰恰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英国民众的理性选择，这是因为投票选择留欧符合全球化、一体化和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生活理念和个性追求；相对而言，49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则对未来有限的人生时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厌恶，而对昔日大英帝国、英联邦以及英镑充满美好回忆。
公投前的调查明确显示，移民问题将很可能是影响公投结果的选题，虽然英国现有移民多的地区更多地选择留欧。 但公投结果的分析显示，脱欧投票与欧盟移民的变化比例密切相关，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迅速增加的地区，明显地选择脱欧。 还有调查表明，那些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全球化的人选择留欧；反之，对这一切有负面感知的人则选择脱欧。对于投脱欧票的人而言，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主权考虑，即他们赞同英国应能自己做出决定，这一思考的背后是这些人想要减少移民，担心欧洲一体化失控。
综上所述，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也主要是那些感到受全球化尤其是欧洲一体化负面影响的“现代化输家”选择了脱欧，这些输家更多的是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小人物”，他们在传统的政治精英以及来自中东欧的移民身上找到了发泄不满的对象，这些人也是英国右翼民粹政党英国独立党的选民群体。英国独立党也正是打着反欧盟反移民的旗号，在过去几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感到自己被主流政党和全球化抛弃的“输家”的支持，得票率才有了大幅提升。
公投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明确指出，接下来在与欧盟展开脱欧谈判时，必须回应选民在公投中表达的限制来自欧盟的移民的诉求。但是，欧盟方面无法接受英国方面的“挑肥拣瘦”，即一方面想要继续享受欧盟内部市场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想接受欧盟内部的人员迁徙自由，因为欧盟27国担心这会在欧盟内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可以预见，欧盟27国与英国之间的脱欧谈判将会非常艰难。
（三）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现代化输家”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联在于，全球化进程的输家会要求本国政府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及通过强调国家边界与独立性来寻求自卫。他们的立场与那些支持开放边境和增强国际一体化的全球化赢家截然相反。
有学者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贸易政策的发展情况。他们认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反应不同，欧盟及各国政治家并未诉诸贸易保护手段来控制衰退。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欧盟启动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贸谈判，从而在双边贸易自由化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在中欧光伏争端背景下，欧盟内要求升级贸易防护体系、从而给予欧盟面对新兴经济体时更多“杠杆作用”的建议最终被阻止了。由此，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危机后的欧盟贸易政策呈现出不对称的延续性，这是指自由化趋势恢复得更为激进，而与之相伴的旨在缓解自由化潜在负面影响的贸易防护性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
但也有学者指出，虽然欧盟没有显著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指关税壁垒以及单纯的非关税壁垒），但也有迹象表明，规制型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产品水准上）有所抬头。换言之，“爬行贸易保护主义”（creeping protectionism）在增加，国内的“危机干预”，尤其是对资本与产品市场的干预，以及“大政府”（政府干预的加强）的回归，会溢出到对外政策，结果是更具防御性的贸易政策的出台。
可以看到，虽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启动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贸谈判，但其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不仅有美方和加方的原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也和欧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保护相关。例如，比利时瓦隆大区一度阻挠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认为该协定将会对该区的劳工、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该区与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择脱欧的地区一样，在全球化冲击下承受着结构改组和收入降低的危险。 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在欧洲各国遭到强烈抵制，也是因为欧洲民众担心，欧洲在医疗、食品、劳动力市场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可能因此降低，从而令消费者和工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这两个案例中，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民众反对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国家可能因此丧失监管能力而陷入不安全。 欧盟方面的“爬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明显地反映在对华贸易防护措施的拟定中。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有关来自中国的竞争削弱了欧盟各国国际竞争力、造成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论调比以往更为喧嚣。例如，对于英国脱欧，就有学者认为其真正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竞争使英国人丢失了工作岗位；作为佐证，他们指出，过去30年里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地区与脱欧投票之间存在着统计学上的强关联。 为此，欧盟内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例如，根据2001年欧盟与中国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到201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过渡期结束后，欧盟将在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时终止目前所采用的“替代国”做法。但事实上，欧盟想方设法规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借机提升其贸易保护体系。在欧盟委员会2016年11月提出的立法倡议中，欧方提出了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其核心是对特定行业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倾销”行为，采取精确的重点打击手段。例如，如果欧方“认定”中国的钢铁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是产品价格中包含国家补贴的成分，将征收高达数倍的反倾销税率，以“阻挡”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 与此同时，欧盟内对中资企业例如在德国的投资并购行为也频踩刹车，如于2016年10月叫停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收购陷入亏损的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爱思强。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甚至扬言，要在德国以及欧盟层面引入新的投资规定，以防范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或有国家补贴的企业在德的“蓄意”收购行为。这些论调和行动的背后也隐含着向中国施压，要求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 同样的，2016年6月2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一方面表达了与中国加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异常高调地强调双方相互合作的所谓“对等性”和“公平性”，还将对等原则列为欧盟与中国发展关系时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
种种迹象表明，在欧盟经济振兴乏力的背景下，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投资贸易中遭受不利的欧盟国家和地区，正在出现滑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这种高筑壁垒、自我孤立的方法，来回应民众对生活状况和政府政策的不满。
四、特朗普当选助长欧盟“逆全球化”思潮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整个欧洲造成巨大冲击。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担心，在“特朗普效应”的助推下，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将进一步获得动能，他们在摩拳擦掌，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也能胜选，2017年法国、荷兰和德国都将举行大选。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领导人对选举充满期待，这是因为那些原本不去投票的选民，在“特朗普现象”的鼓舞下，可能感觉到自己的选票会起作用，从而争相去投票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至于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竞选中表示出对英国脱欧的理解与支持，并认为，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毁灭了欧盟。因此，特朗普的当选，会给已经面临内部离心力的欧盟增添一股强大的外部离心力。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所推动的宪法改革公投失败，人们已经在担心，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会因此得势，后者已经提出要举行“脱欧公投”；在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同样表示，若她当选法国总统，也将推动法国就是否留欧举行全民公投。
另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将会采取与全球化相悖的回缩行动。在经济方面，由于特朗普总体上认为此类自贸协定让美国吃亏了，因此TTIP的谈判很可能会被“冻结”。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单方面征收高额关税，新兴经济体有陷入衰退的危险，欧洲的就业岗位也会因此受到威胁。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驱动，欧盟内部要求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呼声也会进一步增强。
由此可见，在特朗普上台后，欧盟内的“逆全球化”思潮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右翼民粹政党会进一步扩大地盘，由此迫使主流政党也采取某种右倾立场，以迎合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也必须辩证地看到，欧盟内部依然存在着主张延续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启动德国的2017年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任期的发言中表示，G20有责任共同通过深化国际合作，而不是通过设隔离墙或回归民族主义来应对全球化世界的紧迫挑战，只有这样，G20才能使全球化惠及所有的人。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欧盟，默克尔的表态无疑是一个亮点，因为历史经验表明，退回到民族主义，并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只会适得其反。
[收稿日期：2016-12-08]
[修回日期：2016-12-25]
[责任编辑：陈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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