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汇编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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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篇1

黄昏时分，敦煌莫高窟闭园后，一位衣着朴素、脚踩运动鞋的老太太出现在园中。正在园区做前期考察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的导演滕俊杰一眼认出，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仍经常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窟区，在历史的走廊里，老人与文物对话，回顾自己在敦煌的几十年，思考如何加强文物保护。

樊锦诗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时光，守护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被人们称为“敦煌女儿”。

上海姑娘

樊锦诗的故事被搬上了沪剧舞台，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即将上映。用沪剧演绎樊锦诗的故事别有意趣，因为她确实是个上海姑娘。

1938年她在北京出生后不久便随家人迁回江南。1946年至1958年，她在上海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影响，她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也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渐渐地，她对考古充满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

进入北大，樊锦诗不假思索报了考古专业。多年以后，她对那时候选择的评价是“稀里糊涂”，因为她对考古专业究竟要干什么还一无所知。

1962年，北大组织毕业实习，樊锦诗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少年时代的梦想即将实现，她把敦煌之行想得很美妙，可下车后就傻眼了：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模样，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一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整整一个星期，前辈们带着樊锦诗和学生们沿着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樊锦诗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彩塑艺术中。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敦煌研究院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的父亲急了，给学校写信，让樊锦诗转呈校领导。樊锦诗也犹豫了，第一次到敦煌时，她因水土不服提前离开;又因她男朋友、后来成为丈夫的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但是，樊锦诗最终收起了那封信。因为她还记得初见敦煌，仿佛听到千里之外的召唤，让她去保护敦煌。可没想到，到了敦煌，这一待就将近一甲子。

扎根大漠

记者在敦煌研究院看到，那里伫立着一座名为“青春”的雪白雕塑，短发少女身背草帽与工具昂首阔步。雕塑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蓝本创作的。

从初到敦煌至今，与莫高窟朝夕相处，她内心也曾犹豫过，但“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上世纪40年代初，常书鸿先生等前辈开始敦煌文化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敦煌石窟结束了400年无人管理、任其破败的历史。前辈坚守大漠，筚路蓝缕，使莫高窟从满目疮痍到华彩重现。“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向前推进。”樊锦诗说。

莫高窟位于茫茫沙漠，几乎与外界隔绝，生活艰苦，条件简陋。早期的宿舍是将马厩加了前墙和隔墙，里外设施都是土做的。喝的水是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水，水里盐碱含量高，苦涩难喝。莫高窟坐西朝东，在洞窟内临摹，上午窟内光线尚可，下午只能靠镜子来反光。洞窟全面维修加固前，上下用的是“蜈蚣梯”，如果要对崖面遗址进行实测、记录，考古组工作人员要腰系绳索悬空作业。直到1981年，莫高窟才通电，直到1984年，职工才从土房子里搬出来，住进砖楼房。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超越世俗的名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能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世世代代不断为它付出，不断努力。

此前，有学者赴院里考察，樊锦诗应邀发言，屏幕上显示“简单相信，傻傻坚持”八个字。她说：“那说的不就是我们嘛!”在场的人都笑了。

《敦煌女儿》中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回忆，10年前，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樊锦诗的报道后，就萌生了创作一部沪剧的念头。她说：“几代敦煌人不惧艰辛、坚守大漠、致力研究和保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贵精神，我们沪剧人要向敦煌人致敬。”

没有遗憾

如今游客前往莫高窟，必须要先经过离窟30公里的敦煌数字展示中心。记者在展示中心看到，这里核心展示内容是“数字敦煌”和“虚拟洞窟”，利用信息技术和展示手段，全方位模拟洞窟场景，使游客在进到莫高窟前就能感受身临其境的参观效果。

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前往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她问：“你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对方答：“不会!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她深受启发。

长久以来，樊锦诗和莫高人都焦灼于壁画退化和病变。樊锦诗提出，研究院做数字化档案使所有洞窟的壁画都转成数字保存，而且要高保真、高清晰度、色彩逼真、形象不能变形。同时，她也顶住各方压力，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

到了2010年，莫高人终于做出了一套高标准的洞窟数字档案。2014年，展示中心开放，目的就在于缓解旅游开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标。

“樊院长有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朴素，而充满智慧;她也具备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坚毅且认真。”滕俊杰说，樊锦诗有个双胞胎姐姐，两人站在一起，姐姐看起来比樊锦诗年轻许多。

在樊锦诗看来，奉献是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献给敦煌。她说：“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篇2

83岁的樊锦诗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全国道德模范。她一生简朴、淡泊名利，这些年所获的奖章、奖状、奖金，她悉数交回单位。“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归于敦煌研究院几代人。”

退休多年来，樊锦诗每年仍有大半时间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是这位半个多世纪前从北大毕业的考古人如今最惦记的事情。

“樊院长最关心的就是考古报告。她总说，考古报告很重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做，要对得起良心。”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当初留下，就是对莫高窟有感情。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在这片祁连山雪水灌溉的绿洲上，中西文明交流荟萃。古人的智慧和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樊锦诗说。

住土屋、睡土炕、点油灯、喝咸水，贫瘠的戈壁没有吓跑这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女孩。夫妻常年两地分居、孩子寄养在农村，生活上的困难与揪心也没能让她离开。

“敦煌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工作多得不得了。”来到敦煌后，樊锦诗参加了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敦煌七里镇汉墓等发掘清理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法律等。”

樊锦诗说，这件事促使她不再限于考古的天地，开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等知识和各类政策，下定决心“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

她的一大贡献，便是用数字化的方法“管好”了风沙中伫立千年的莫高窟。“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这个担忧，樊锦诗积极探索与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花了20年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创新旅游开放模式，在我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并利用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旅游，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她说。

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从繁重的管理工作中抽身后，便回归考古本行，接着做“该做的事”——考古报告。

“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她搜集国内外大量资料，经过非常详细的对比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从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王娇说。

在自称“80后”的樊锦诗眼里，大漠戈壁中一代代人坚守接力，所要做的无非两件事：一是陪伴好莫高窟，二是不断地探索前进。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继承‘莫高精神’砥砺前行，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樊锦诗说。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篇3

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生，中共党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择一事、终一生，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63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那时的莫高窟，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她克服严重水土不服引起的身体不适等困难，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采纳。她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主持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3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编制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3部。由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率先建设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如今，83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积极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使莫高窟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轨道。

樊锦诗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她每次领完奖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奖章、奖状、奖金。她认为，这些荣誉属于所有为莫高窟作出贡献的人。

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改革先锋”、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篇4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

樊锦诗，1938年7月生，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耄耋之年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跟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她会怎么说?樊锦诗停顿了片刻，轻轻说出7个字：“我心归处是敦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到一去就是50多年。

回忆起最初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我就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窟守护者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生，他们舍弃了大城市的安逸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窟里堆满黄沙，有的根本进不去。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

当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女儿工作分配的消息后，担心她羸弱的身体无法适应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就给学校写了封信，恳请北大不要派她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可这封信被樊锦诗悄悄扣下了。

樊锦诗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敦煌的苦同样令人心惊。

“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可只有真正留在这里才知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石、黄土漫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樊锦诗感慨，“和北京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自己去，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见过“蜈蚣梯”啊!一根斜立在崖壁上插着树枝的木杆就是“蜈蚣梯”。每次爬它，樊锦诗都心惊肉跳，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正瞪着她。樊锦诗吓坏了，以为是只“狼”，赶紧关上房门。等到天亮，开门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不过，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已经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生活了20余年。

樊锦诗深受触动。“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樊锦诗说，“他们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守护敦煌是我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最初的任务是编制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曾专门找她谈话。他郑重地对樊锦诗说：“你去敦煌一定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对考古而言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如果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研究考古，人家肯定还是要你以考古报告为证。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华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谁做的……

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2011年，她历时40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改，这是樊锦诗现在最惦记的事。

“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樊锦诗说，“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才快结束。”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

樊锦诗说：“我丈夫明白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团聚，那时的樊锦诗年近五旬，每天仍忙碌不休。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震撼，直到那时我才对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和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以及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知识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樊锦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莫高窟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看着日益消逝的壁画、塑像，樊锦诗很焦虑。

如何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文物的原貌保留下来呢?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数字化”。“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但是‘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原貌。”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高清数字化的敦煌图像向全球发布。游客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西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樊锦诗为此十分头疼：“游客多了，莫高窟的窟内温度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她开始顶着压力控制游客数量，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旅游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樊锦诗给“数字敦煌”的定位。而在这项巨大工程最终落地时，樊锦诗已经78岁。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樊锦诗用尽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包裹着一颗倔强的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樊锦诗用一生的痴守，诠释了她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也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精气神。

她对记者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触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开启了守护敦煌的这场“史诗级”接力赛。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中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此过程中，樊锦诗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她获奖无数。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到“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从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到2019年9月_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再到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淡然与谦逊。

在樊锦诗看来，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事的。她只是作为代表，代表一代代坚守大漠、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的“莫高窟人”去把荣誉领回家。

樊锦诗说：“‘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个字是我概括的‘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相较于莫高窟的伟大，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莫高窟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才仅仅守护了它50多年。”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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