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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游侠诗
1、曹植开创的“功成”传统。
曹植是文人游侠类诗歌的开创者以及代表作家。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游侠类诗歌，并不完全同于传统文学中所谓游侠诗，而是包括了典型的游侠诗，以及一些具有任侠尚武精神的作品，统称为游侠类诗歌。
所谓“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 ”游侠是战国到汉初时期，礼乐制度崩溃、社会动荡的产物。而以曹植为代表的游侠类诗歌的出现，则与建安时期，士人们高昂的精神状态有关。一些士人希望能同《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著名侠客一样，以仗剑游侠这种方式来拯救弱小、酬答知己、干求功名。这是建安时期，士人强烈建功立业思想的有力表现，也和当时战争频仍、思想禁忌松弛的社会背景有关。
曹植的游侠诗，是建安时期此类诗歌的代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从魏晋一直到唐代，《白马篇》和《结客少年场行》（“结客少年场”本是曹植《结客篇》的首句)开始成为写游侠的固定题目。相对曹植而言，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之类作品数量很少，更没有突出的作品。即便是曹丕、王粲也难与曹植比肩。曹植诗中一种少年诗酒的任侠精神、和慷慨洒落的意蕴，是曹丕王粲所没有的。
而曹植对游侠类诗歌的开创意义主要体现在诗中对于建功立业思想的强调。
曹植诗中的人物多为少年侠客。他们大都车马轻裘，被服鲜丽、纵酒游乐，然而，同时他们又是意气纵横，忧心忡忡，打抱不平，锄强扶弱。而这些不好诗书，甚至有些“游手好闲”的少年们，到了国家危难的关头，也会舍生取义、捐躯报国。《白马篇》、《名都篇》、《结客篇》中，少年侠客们任侠尚武的精神与忠君报国、立名扬声的思想结合得十分紧密，这一点为后世的游侠诗普遍继承。
曹植诗中的侠客们，豪气万丈，不象以往的游侠那样为个人恩怨所束缚，而是投眼于报效祖国，求取不朽的声名以及社会的认同。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游侠类诗歌、乃至整个游侠文化的精神品格。《史记》中的游侠或者刺客（游侠和刺客的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某些游侠在受到“知己”恩惠之后，也可能成为杀人市中的刺客。）都还局限在一己恩仇之上。史迁对他们的赞美，是集中在快意恩仇，重义轻生、一诺九鼎的基础上的，这也和司马迁自己幽愤的心理状态、罹难时亲朋好友“不为一言”的悲惨经历有关。然而从儒家正统思想上，这些以武犯禁的侠客们是无法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根本认同的。史迁为游侠刺客立传也历遭诟病。然而曹植却将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儒家思想和游侠精神完善的结合了起来。让这些本来纵情游乐的轻薄少年们，一朝醒悟，投身边关，杀敌报国，建立功业，这就符合了儒家对忠和义的追求，因此就有了极大的合法性。以至到了后来侠义作品中，也反复强调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将之作为立身根本，从本原上说，正是受到曹植的影响。总之，曹植开创的将游侠与功名结合的道路，为文人游侠诗歌创作的兴起，以及游侠精神取得士人的认同打开了局面。
曹植将游侠精神与忠君爱国的思想紧密结合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因为曹魏政权代表的国家对于曹植而言，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他虽然也遭到了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但是投身报国的激情直到晚年也没有消灭过，并且反复出现在其诗文之中。对于作为王室成员的曹植而言，曹魏政权代表的国家利益，就是他自身的利益，而报效这个国家和儒家道德中的最高标准——忠、孝是完全统一的。曹植不是没有提到隐退游仙的作品，然而赴身国难，报效祖国仍可以说是曹植心中最高的理想，而且这种思想是真实而纯粹的。这一点，和面对篡位而立的司马氏政权彻底失望的阮籍，是孑然不同的。
曹植开创的游侠诗传统深刻的影响了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在后人的拟作和仿作中，除了文人们对少年游侠们自由洒落的生活方式、良马宝剑的光辉形象的艳羡和赞美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将游侠的精神最终提升到为王前驱，建功立业上边去。甚至轻薄的“恶少”，只要能投身国难，也可以如周处一般浪子回头，取得不朽的声名，和丰厚的物质报酬。
比如梁代萧子显《从军行》： “左角明王侵汉边，轻薄良家恶少年。纵横向沮泽，凌厉取山田。黄尘不见景，飞蓬恒滿天。邀功封浞野，窃宠劫祁连。春风春月將进酒，妖姬舞女乱君前。”
梁代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 “少年本六郡，遨遊遍五都。插腰铜匕首，障日锦图苏。??千金募恶少，一麾擒骨都。??昔为北方將，今为南面孤。邦君行负弩，县令且前驱。” 隋代王胄的《白马篇》：“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问此何乡客，長安恶少年。结发从戎事，驰名振朔边??不羨山河赏，唯希竹素传。”
这些作品中的少年侠客们，无不最终选择了投身报国，求取功名的道路。而以武艺在征战中建立边功，封侯拜相，而且可以直接获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享乐。（这点比曹植而言更为世俗。）这种方式有时是一种比士人们通过文章入仕更为迅捷，也更为畅快的道路，这不由不引起了独坐寒窗的书生们的羡慕和赞叹。这种思想在唐人那里发挥的更为淋漓尽致。如杜甫《后出塞》：“男儿生世间，及壯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因此，在大部分文人们创作的游侠诗歌中，建功立业，封侯拜相的思想是起着主导地位的，诗作中那些少年侠客们，放弃了优渥的浪荡生活，投身军旅，最终的目的就是，“归报明天子。燕然石复刊。”（徐悱《白马篇》），“不羨山河赏，唯希竹素传”“邦君行负弩，县令且前驱”“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县官知我健，四海谁不倾。”（孔稚圭《白马篇》其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追求功名思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游侠诗或者有着任侠尚武精神的诗歌的主导思想，而阮籍游侠类作品的出现，给这种主流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2、阮籍——忠君爱国思想的破灭，对功名之梦的看破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少量几首是可以归于游侠类诗歌中的，这类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是其五“平生少年时”一首，其他还有其二十一、其六十一。其他零星提到拔剑、挥剑、拂剑、长剑等的，还有几处。从数量上来讲，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且作为游侠类诗歌，阮籍并非开创者，然而阮籍的游侠诗，相对于曹植、张华的作品而言，却包含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阮旨遥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对阮籍诗歌特征的一个总体概括。《诗品》称其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文选引颜延之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由于阮籍的咏怀多随兴而发，可能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作者总括毕生所作而来，所以，诗歌的排序难觅内在的逻辑联系，故“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 让人“难以情测”。 这种现象，和阮籍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性格特征有密切关系。阮籍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之下，那是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阮籍的个性特征使他不可能像嵇康那样以生命为代价来激烈的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他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无法超脱现实。他表面上放荡不羁，任情放达，而内心却痛苦不堪。惶恐，怀疑，忧谗畏讥恐惧、使他不得不终日饮酒昏酣，以躲避政治迫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比嵇康软弱，但也更为复杂和矛盾。
因此，时俗政治迫害下的忧生伤世之痛；人生短暂、生命无常之哀；对人生困境的体悟、反思、抗争是贯穿阮籍《咏怀诗》的情感主线。由此引申而出的对现实人生的怀疑、对伦理纲常的失望，和对人生自由境界的向往、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则是《咏怀》呈示的主要精神面貌，《咏怀》诗中的游侠类诗歌可归于这个主线之下，而又包含着一些值得关注的特性。 若将这些特性放在整个游侠类诗歌的发展历史中去考虑，则可看出，阮籍此类诗歌中所表现了对游侠建立功名之梦的清醒认识，以及看破功名之后，退而在作品中，张显抒情主题的理
想人格和自由的人生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的游侠诗发展、开拓了曹植以来的游侠诗传统，对李白的游侠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吴淇对“平生少年时”一诗评曰：“‘平生少年时’选诗中凡两见。嗣宗作倜傥不羁，开后来李太白一派。休文 作清洁无尘，开后来孟襄阳一派。”
阮籍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个性特征让他对儒家“三立不朽”之说产生了深深的幻灭感。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其四十一）“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正是诗人对被时俗压制，不得自由的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在诗人看来，人生在世上，不仅要受到来自世俗，纲常礼教的种种限制，还有无处不在的政治罗网，乃至小人谗臣的诬陷与迫害。立身正直的人生活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不仅毫无建立功业、永垂不朽的可能，甚至朝不保夕，连生命都不能保全。所谓“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其三十三)“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要想苟活于世，只有随波逐流，有如水中浮凫。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求仙修道，采药养生，还是追求荣名声色，都无法摆脱这种不自由的困境。而阮籍的穷途痛苦、叹世无英雄的放旷举动之下，掩盖的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深深忧虑和无可奈何。
另外，对于阮籍而言，“爱国”的信念已经动摇。司马氏篡汉而立，并实行高压统治，对不服从的名士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阮籍的好友很多都死于政治迫害之中。因此对于阮籍而言，司马氏政权代表的国家，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既然生命如此困顿压抑，此“君”又不足忠，此“国”又不足爱，那么杀敌报国，为君尽忠，从而取得不朽功名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阮籍对这些“为王先驱”、“建功立业”的游侠们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些既快意恩仇、自由纵横，又能为国立功的侠客们的存在的。在他笔下，人生是如此困顿，有如罗网中的小鸟，建功立业和人生自由都只能是一种奢望。如果类比阮籍《咏怀》中大量的游仙诗，可以看出，阮籍对追求功名也好，追求长生也好，其根本上说是已经失望了的。他不会真的相信可以通过修仙采药可以得到长生，同样，他也不相信通过任侠仗剑，就能痛快淋漓的立下不朽声名。 如《咏怀》其五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其六十一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 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此诗的主人公，或少年时代轻薄任侠，最终不仅没有能建立功名，而且“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只能面临沉痛的失路之悲；或仗剑投军，在“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的壮烈背景下，感情却突然由状而转悲，发出了“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的感叹。
这两首诗作可能是游侠类诗歌中较早对少年任侠的生涯表现追悔之意的作品。后来，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 中描写了一个少年杀人而远避他乡，垂老回到都城，看到世事变异，无可作为的侠士，可能正是受了阮籍这些诗作的影响。
然而，阮籍在另一些诗歌中，又以高度的热情，赞扬了这种张扬激烈的任侠精神，而且其中也提到了“功名”、“令名”。比如：其三十八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对这一类诗歌，史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诗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精神，“可合子建《白马篇》同诵” 。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这些诗根本上而言，仍然是对建功立业的否定，甚至有“屈原远游之志，高举出世之想。”，还有一些认为，这些诗作的思想和其五、其六十一是不太吻合的，从而反应了阮籍本人以及《咏怀》组诗的复杂性。 其实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方面，但也有其局限。都没有能将这些游侠类诗歌放到阮籍《咏怀》诗的思想主线中来考虑。我们前边说，这条思想主线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的不满、对伦理纲常的怀疑，对国家政权的失望，也包括了对个体的人生自由境界的向往、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因此，阮籍对建功立业这一价值取向持有深刻的怀疑，而且当时天网漫布的社会背景，既让战国汉初那些纵横的游侠们失去了生存的现实基础，也使建安时代，建功立业的高昂理想失去了昔日辉煌的色彩。然而，阮籍对建功立业的俗世理想失去了信心，并不代表阮籍放弃了对精神自由以及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正是对在《咏怀》中游侠类诗歌的仔细阅读中，我们看到了阮籍“痛哭回车”的另一面，他忧郁而伤感的心灵实际上并未冷却，在那战战兢兢，欲言又止的软弱的表象下，暗藏着一个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自由，豪情激越、意气宏放的高大灵魂——至少是这个灵魂的一面。而这一面又集中的表现在《咏怀》游侠类诗歌之中，充分展示了阮籍复杂而矛盾的心灵，以及阮诗“深遥”、“渊放”的艺术特征，也正是此类诗歌在《咏怀》中独特的价值所在。
《晋书》本传云“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吊邻家夭女，回车痛哭，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些倜傥磊落、放诞不羁的行为和诗歌中所表现的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豪迈之情是一致的。诗人在诗歌中塑造的“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其五十八）的豪迈张扬的侠客，正是那个时代里最缺乏的人格光辉和个性内容的具体体现。在这激扬张烈的人格魅力的衬托之下，现实中那些“夸毗子”、“繁华子”、“闲游子”、“工言子”以及“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虚伪的礼法之士便显得如此渺小。这正同于《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具有“披发飞鬓，衣方离之衣，绕绂阳之带”的光辉形象，“含奇芝，嚼甘华，吸浮雾，餐霄霞，兴朝云，颺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遗辔隤策，流盼乎唐、虞之都”的高洁、自由的人格，正好反衬出俗世小人如“虱之处於褌中”“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褌裆”的卑微萎缩的形象。
生命的自由，和完善独立的人格，是那个黑暗的时代缺乏的，也是不可容纳的，因此，诗人便将这些形象用诗歌的方式展现出来，在诗歌中描写、赞扬这些理想自由的人格个体。用侠客，用神仙，用大人先生，乃至用自己偶一为之的纵情歌哭来表达自己对完善人格的追求。可以说，阮籍从曹植的为国建功立业的梦想中退身出来，转而面向一个可能更为狭窄，但是也可能更为深远的层面——追求个体自身的精神自由和完善人格。
因此，返观开始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咏怀》中那些对求取功名的否定与对游侠激昂意气的歌颂并不矛盾，而是和谐的统一在阮籍对精神自由、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中。阮籍诗中的侠客，并非真是存在的，也不是求取功名的主体，而是如“大人先生”一样，作为诗人理想的寄托而存在，也是对俗世黑暗的鞭挞和嘲讽。通观八十二首《咏怀》之作，我们可以说，《咏怀》中游的仙，并不是真的仙，而是阮籍的一种与世无争，逍遥物外的理想；阮籍游的侠，也不是真的侠，而是阮籍心目中，对自由酣畅的个体人格的追求。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陶渊明集中《饮酒?刑天舞干戚》、《闲情赋》这样一类作品，其中的天魔、美人，何尝不是对人生自由的一种寄托？
若将阮籍游侠类诗歌放到整个游侠诗发展的历史上考虑，我们可以说，从曹植对功名的渴求，转化为阮籍对功名失望，退而追求个体自身的生命自由、人格完善。从而丰富了游侠诗的精神内容，是阮籍《咏怀》对游侠诗歌发展的一大贡献。
然而，在游侠诗的历史上，曹植一体可谓正体，在后世尤其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阮籍一体乃是变体，和阮籍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以及独特个性密切相关，因此后世继承者并不多，江淹的这一首仿作：“少年学击剑。从师至幽州。燕赵兵马地。唯见古時丘。登城望山水。平原独悠悠。寒暑有往來。功名安可留。”（《效阮公诗十五首》其十）是较为准确的把握了阮诗的精神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曹阮两种不同的游侠诗的精神内涵，那么，曹植追求的是功名的成就，是“功成”的一面；而阮籍则是一种貌似退避的办法，从功名之梦中脱身出来，而去追求个体的、自身的自由精神状态，可谓“身退”的一面。而将两种思想互相融合并再度深化，以“功成身退”的思想为主导，并以天才的创作，将游侠诗歌推到后世不可企及的高峰，这个任务是由伟大的天才诗人李白最终完成的。
3、李白的继承和发展
(1)、 唐初功名意识的复兴
唐代被史家称为“中华国史第三次民族‘大混合’之时代”，国家统一强盛、开疆拓土、思想解放融合，以及统治者唐太宗尚武好侠的情趣 都直接促使了初唐诗歌中尚武任侠风气的勃兴，士人们普遍表现出一种对开辟纪元的骄傲感和对风云际会、建功立业的欣喜与渴望。曹植开创的以忠君报国、求取功名为主要精神内容的游侠诗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挥。 这些诗作中无不充满宏大壮伟的“意气”，倡导赴边关、报君恩，鄙视书生的迂腐无用，颂扬仗剑从军、封侯拜相的人生模式。这种社会风气也激发了青年诗人的万丈豪情，再也无法安坐书斋，从而写下一篇篇意气纵横之作：
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陈子昂《感遇》其三十五：“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骆宾王《从军行》：“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 ，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杨炯《出塞》：“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
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辛常伯《军中行路难》：“君不见封狐雄虺自成群，凭深负固结妖氛。玉玺分兵征恶少，金坛授律动將军??绛节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 在这里，报君恩的“忠义”与侠之义气一脉相通。侠的英雄之气继续归正、服务于为国杀敌、建立功业，并且并唐人发挥到更加淋漓尽致的地步。而阮籍诗中那看破功名之求，一心追求人格完善的传统，渐渐在这高昂的大合唱中变得衰微。
而李白的出现又使这种创作倾向得到了再次深刻的变革。
(2)、功成身退——李白对两种传统的继承及融合
不可否认，李白和生于初盛唐的士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功名心。并且向往着范蠡、谢安那样平步公卿，而后功成身退。
这种人生模式，和曹植作品中表现的以昂扬精神面目追求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阮籍退而反诸个体自身，追求精神的自由状态都有不同。这种思想有着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要 “功成”即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树立不朽的声名；而后，就要“身退”，断然从荣华富贵、高名令誉中脱身而出，弃之如敝履，转而追求个体的完善与逍遥，追求出世的精神自由。这样的人生，在李白心目中才是最完美的，是李白吸收了儒家、道家乃至纵横家的思想，对自己的人生模式作出的一个定位。
结合李白一生的沉浮际遇、思想变化来看，我们发现李白的功名之心与追求高官厚禄、良田
篇二：从历史视角来看李白的游侠诗
摘 要：李白的诗给人游扬雄肆，飘逸脱俗之感，读起来十分畅快，他一生所作之诗何其之多，其中有一类诗是关于游侠的，我们称之为游侠诗，透过李白游侠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唐朝的历史，笔者在这里谈谈李白游侠诗创作的根源。
关键词：历史 李白 游侠诗
一、对李白游侠诗的分析
综观李白的游侠诗可以看到，李白更多的是将游侠骑骏马、配宝剑、执金鞭、酣畅喝酒、重承诺、浪迹江湖的性情形象化，象征化。在《古风》中，李白写道，“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1] 在此，李白向我们描写了一位形象鲜明的游侠，他骑的鞍马如风驰电掣般的飞龙，而且，这匹马装配精良，用黄金来笼络马的头部。在《行行游且猎篇》中，作者写道，“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2]在这里，李白描写了一位手执金鞭的侠士，他拿着从鞘子里抽出来的鞭子，喝着酒，在半酣状态下去远郊游冶。在这首诗的结尾，李白还写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3]写出了李白对游侠人士的钦羡之情。
《侠客行》[4]更是集中写出了李白对游侠的象征性描绘，以及自己的称颂之情。在这首诗中，李白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赵国的侠士，骑着白马，手里拿着胡缨枪和吴钩，辗转混迹于江湖之间，但见不平之事，便“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战事过后便扬长而去，不曾留下名姓。喜欢结交信陵君之礼贤下士之辈，和他饮酒交谈，
就像朱亥和侯嬴那样的侠士一样，喝完酒后，许下重于五岳的承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然后救急于危难之间，纵然身死，亦无所辞。
李白在《结袜子》中写道，“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5]作者在这里是歌咏历史人物高渐离刺杀秦皇、专诸刺杀吴王僚一事。既是对已故历史人物豪侠之事的赞叹缅怀，也是个人行侠心志所向。
在《结客少年场行》[6]中，在这首诗中，作者谈到了荆轲和秦舞阳受燕国太子丹之命去秦宫刺杀秦始皇之事。作者无不有写到荆轲所骑骏马的雄姿，如拥有“黄金瞳”的眼睛，有绿鬃，主人公荆轲“十五学剑术”，身上的行装也是“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而实际上，荆轲也是一介平民而已，哪来的金钱买这么奢华的衣服，这无不是对游侠的象征性描写。在后面的诗句里，作者更多的是对游侠行侠仗义的称颂描写。
这样的诗篇在李白的诗作中屡见不鲜。又如《白马篇》云“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7]在这首诗中，作者也是称颂手握宝剑，以龙马为坐骑，身着明珠袍，嗜酒的游侠之士，在酒酣之后，仗剑杀人，快意恩仇。
二、唐朝时期游侠精神象征的形成是李白游侠诗创作的根源
如果说在战国秦汉时期，游侠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唐朝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态势和精神文化体
制的奠基和开创时期，所以，一切尚处于一种混沌组合建设的状态，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政治方面便是政治体制的频繁变幻，经济制度和改革的大量出现，文化思想的百家争鸣，这种百家争鸣不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随后的秦汉时期也长期存在着，如今经古文之争等等，只不过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那么激烈，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思想流派。这一切表现在社会形势上，便是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不惟是上层政治权力之争，我们知道，在战国后期，全国处于七大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中，这便是战国七雄的齐、楚、秦、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也就是六方地方势力，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极其发达的国家，这六个国家不惟是政治的集合体，也是依靠地方宗法制度来维系的，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各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得到地方统治者和人民的拥护，地方国家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在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之前之后，都不乏各国豪杰之士的刺杀，谋害，尽管大多没成功，但是它却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六国遗民对其国家原有体制的眷恋。因此，说秦朝被人民力量推翻了，不如说，秦朝是被六国遗民共同推翻的。
在一种统一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最后形成并达到发达和巅峰状态之前，国家和地方的矛盾是经常出现的，并外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国家体制相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极其完备的唐朝，其国内没有矛盾，而是说，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体制达到极其完备的时期，统治者更能够将矛盾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来化解，防患于未然。
因此，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是远没有达到唐朝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的，这在事实上为社会上混迹于江湖的游侠之士的仗剑江湖提供了一种契机和条件。因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社会经常出现混乱和动荡，因此，豪侠之士多成为人民对抗政府的急先锋，并且往往成为新王朝建立的功臣，比如，为西汉建立立下大功的韩信、张良等等。而中央对周围地区的战争，比如，对匈奴的战争，又在客观上转移了国内矛盾的视线，渴望建功立业的游侠之士期待以自己的武艺为国家建立功勋。
这种情况在唐朝时期已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唐朝距离中国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原典奠基时期已经几百上千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措施已经慢慢在唐朝成形，并达到一个巅峰，唐朝时期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政治开明，经济大发展，文化昌盛，社会和谐，国家管理有序，因此，国内矛盾相对于战国秦汉来说小了不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游侠，一个作为社会动乱时期行侠仗义，和政府作对，和社会上不义之行为作抗争的群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对游侠的吟唱称颂，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精神上的。李白的游侠诗即是基于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