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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南联合大学在8年的抗战岁月里，用执著与艰辛为国家的人才培育、文化承续、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分析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以其为我国目前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大；办学思想；启示
一、引言
2006年11月，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1］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呢？目前，诸多学人纷纷撰文献计献策，很多人把重点放在了学习借鉴国外大学的培养模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什么答案都有了。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研究。”美国史学教授约翰•依雷色尔如是评价。［2］西南联大办学时间不长（1938年至1946年），但在国内外的影响非常大，在炮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八年里，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西南联大发展的奥妙在什么地方，对今天的院校发展有什么启示？究其原因，与它独特的办学思想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1.刚毅坚卓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日军的南侵、武汉的失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往中国大西南的重镇――昆明。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便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行军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1938年4月2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下降。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闻一多先生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面对炮火纷飞、国难当头，时常因躲避敌人的空袭而不得不中断正常的教学与学习，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没有退却，没有消沉，而是怀着“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豪情壮志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发奋地学习与忘我地工作着，在联大人身上磨砺出刚毅坚卓的可贵精神以及昂扬的斗志。有的学生还弃笔从戎，直接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对西南联大校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曼苓概括道:“联大师生们有一个总体情结，也可以说是‘南渡情结’。他们‘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含着深重的国恨家仇,为国教书和读书于昆明。［3］
破衣蔽体，糙米果腹，以茅屋为校舍，以破庙为教室，躲警报，避轰炸，钻山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大教师发扬“刚毅坚卓”的精神，热情不减，弦诵不辍，培养出了一批世界一流人才。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是纪念的。”［4］
2.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
自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北大的一种文化选择与精神气质，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对此，联大常委梅贻琦的态度是:“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情况正同。”［4］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同一门课程往往由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进行讲授；学生可以自由选听，不受限制，若时间允许，还可同时旁听其他教师的课。如“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曾分别由教授吴晗、雷海宗、孙毓棠和钱穆等人讲授，其内容观点是差别很大的，方法也不同。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史，用‘纵法’讲授，讲得系统；雷海宗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循环论，用横法’讲授，故事性较强；孙毓棠则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方面的讲授；钱穆主要是讲他所著的《国史大纲》的观点”。［5］与学术自由紧密相连的是西南联大对于各派学者、各派观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西南联大思想异常活跃，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连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在讲坛上有了一席之地。西南联大教授、学生的党派虽形形色色，但却能在兼容并包的精神统领下各不相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7］在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后，著名学者、西南联大文院院长冯友兰认为:“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才得以“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8］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因联大常委蒋梦麟、张伯苓长驻重庆，联大校务实际上一直由梅贻琦常委主持，直到三校复原北上。梅贻琦一直非常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9］梅贻琦作风民主，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作为校长，他注意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10］ 在主持联大校务期间，梅贻琦继续贯彻实施“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理念。
在行政组织方面，常务委员会为西南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另外，西南联大还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这三级行政组织的设立，体现了“集体领导、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精神，使“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实施。在西南联大，除三位常委为专职外，其他行政岗位均由教授兼任。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可述事件者有之。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去；1939年后，教育部三次下令，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教授会在呈文对教育部的规定逐条予以批驳,“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明态度，“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1］西南联大敢于抵制政府决定，坚持办学原则立场，既与三校的自治传统有关，也与联大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有关。西南联大真正实现过教授治校制度，这在今天已成绝响。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4.师资力量雄厚
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著名教授、学者，另外，还新聘了一部分有突出学术成就的学者、教授。联大八年，其教师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约179人，这在当时国内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联大教师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几乎当时所有主要学科的权威和领军人物都集中在联大。该校教授、副教授大多是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学者。据统计，联大179名教授(含副教授)当中: 97人留美, 56人留欧，3人留日。3名常委中两人是留美的，5名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12］有的教授、副教授虽未有出国留学经历，但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也都有深入的研究。
这些教授、学者学贯中西，知识面广，视野开阔，了解国外学术发展的最新状况，深谙本学科领域学术发展趋势, 因而使联大的教学水平能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而“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无可否认，西南联大优质的师资队伍是其取得辉煌成绩的关键。
5.政府无力干预，保持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西南联大的辉煌恰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沿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昆明地处偏僻，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疲于奔命，无暇它顾；云南地方势力强盛，具有相当独立性，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难以过多插手地方事务，而在蒋介石统治的大后方形成了相对政治比较宽松比较民主的地方政权。外在控制力量的软弱分散，使得西南联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发展。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1941年，教育部规定凡在大学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必须加入国民党，许多大学校长因此或被迫入党，或被迫辞职。联大许多教授对此表现出宁折不弯的态度，陈序经教授声称，如果一定要他加入国民党，就坚决辞职不干。杨石先教授拒绝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要求，表示宁愿辞去教务长之职，入党之事断不可为，［13］体现出联大知识分子执著的完美人格追求。
三、对我国现代大学改革的启示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岁月再古老，再湮没黄尘古道，也遮蔽不了其万丈光芒的精神。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西南联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当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大学自治，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刚毅坚卓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大学独立作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是扎下了根的。在《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学校是依法独立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就象经济领域的国家职能部门掌握着“项目审批权”一样，掌握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资源以及资源分配权，高校的办学规模、教师聘用与职称评审、招生与就业、学位和文凭，学科专业设置，大学也像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按照政府的级别系列被赋予了级别，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大学中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往往成为虚位组织，其行使的学术权力往往还需要由学校的行政权力予以确认。教育体制改革，没有把大学自治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大学没有自治，就不可能实现他的根本目标。因此，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在教育改革中，大学自治应该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是大学自治和学术独立，解决大学的外部干涉问题，大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也必须解决。使大学能够独立地处理内外部事务，自主管理而不受外界干涉，大学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氛围，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为学术大师的涌现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
2.加强师资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关键
一所大学的绩效、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师资质量，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战时最艰苦的环境里培养出大量的栋梁之才，这与它拥有一大批学贯中西、师德高尚、各有所长的专家、教授是分不开的。梅贻琦先生曾说:“办大学，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个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14］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目前在我国当前大学发展实践中,在“大楼与大师”的选择中，追崇“大楼”的力量超过了关注“大师”的力量，三十年来大学的发展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因此，大学要发展，要培养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3.弘扬大学精神，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
科学的大学精神，优秀的大学文化，能给师生提供一个宽松和谐、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良好空间。没有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就难有创新精神的产生。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的工作环境是很宽松的，它秉承了北大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教授治校的传统。有西南联大的当事者曾著文，把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15］而且，总结国内外大师已有的成长事例，无不证明他们都经过了一个长期静心研究的过程。大师是在时间和实践的磨炼中诞生的。因此，必须从社会制度环境的改造和建设入手，改变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着手建立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建立大学的相对独立机制，把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来建设，克服对大学过多的行政约束和干预。这是当前“把高等学校建设成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基本内涵。从根本上张扬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批判的、追求新知和真理的大学精神，回归大学的本位，恢复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旨，弘扬大学精神，铸造大学文化，为大学创造学术自由，学术至上、崇尚真理、和谐向上的学术方向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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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清林.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80.
［15］刘忠和.德国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1,(10)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